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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学》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重要问题，对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也给以详细的说明，对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初步构建起了中国文献学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

总序/张三夕

前言

章　绪论

节　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001

第二节　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 005

第三节　记录古代文献的书籍 015

第四节　古代文献的散亡（上） 019

第五节　古代文献的散亡（下） 024

第二章　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

节　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 030

第二节　编述的体例 034

第三节　写作的模仿 037

第四节　写作的伪托 042

第五节　写作的类辑 047

第三章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之一——版本

节　何谓版本？何时开始讲究版本？ 053

第二节　雕版印书，当溯源于石经 058

第三节　雕版印书以前的古写本 062

第四节　刻本书的源流 067

第五节　宋、金、元、明刻本的不可尽据 072

第六节　精校本和精刊本的可贵 079

第四章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之二——校勘

节　校勘的起源和任务 085

第二节　书籍校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092

第三节　校书的条件 102

第四节　校书的依据 110

第五节　校书的态度 118

第六节　清人的校书工作 125

第五章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之三——目录

节　何谓目录？ 132

第二节　书目的部类 138

第三节　书目的流别一 ——官簿 146

第四节　书目的流别二——史志 153

第五节　书目的流别三——私录 158

第六节　书目的流别四——其他 162

第六章　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

节　抄写 168

第二节　注解 173

第三节　翻译 180

第四节　考证 184

第五节　辨伪 191

第六节　辑佚 198

第七章　前人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

节　修通史 204

第二节　纂方志 210

第三节　绘地图 216

第四节　制图表 223

第五节　编字典 229

第六节　辑丛书 236

第八章　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

节　刘向、刘歆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43

第二节　郑玄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48

第三节　陆德明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54

第四节　郑樵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59

第五节　章学诚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68

第六节　纪昀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77

第九章　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

节　语言文字方面的整理 286

第二节　经传方面的整理 290

第三节　史实方面的整理 294

第四节　周秦诸子方面的整理 300

第十章　近代学者整理文献有贡献的人

节　张元济对整理文献的重大贡献 305

第二节　罗振玉对整理文献的重大贡献 321

第十一章　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节　甄录古代遗文 342

第二节　改造二十四史 347

第三节　整理地方志书 351

第四节　融贯诸子百家 356

第十二章　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

节　历史读物由纲鉴到教科书的转变 361

第二节　近代学者拟编“通史”的设想 364

第三节　今天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必要与可能 367

第四节　创立新的《中华人民通史》体例 369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是中国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曾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华师执教40年之久。张先生精于“小学”，博通四部，被誉为一代“通人”大家。著名学者曹聚仁、思想史家蔡尚思等人都曾把张舜徽先生誉为与钱穆齐名的国学大师。张先生著作等身，有《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四库提要叙讲疏》《中国古代史籍举要》等数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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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写作的伪托

古代文献中，特别是较早的写作，一部分是出于后人伪造。后人为什么要造伪书以托名于古人？这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归纳来说，大约不外下列几个原因：

，在封建社会，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崇拜古人而鄙视同时的人。所以古代道术之士，偶有所作，深恐不能取重于当时，以致湮没了他的好内容，不得已托古人之名以传其书，以行其道。例如《易卦》必托名于伏羲，《本草》必托名于神农，医经必托名于黄帝，《礼书》必托名于周公，都是这个道理。《淮南子修务篇》曾经指出：

世俗之人， 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这段话，差不多道破了世俗喜欢托古的根源，并且反映了汉以上的书籍，存在着不少的伪托。这种风气，自汉以下，还普遍盛行，《晋书曹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武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 请归寻按。” 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以后，可无复疑。”

晋初流行的《六代论》，时人以为出曹植之手，司马炎以问植子曹志，而后知其为他人所假托，并指出了假托的原因。这和前面所提到的托古的用意是一致的，所以司马炎说“古来亦多有是”。大约在当时认为是不足奇怪的现象了。《晋书陆机传》附载陆喜的写作情况道：

其书近百篇。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

由此可见，著书托古在晋代还很盛行。这种伎俩，一直传之唐宋以下，仍不能免。像宋代王铚所作《龙城录》，乃嫁名于柳宗元，便是一例。

第二，每逢统治阶级下诏求书，或者说明献书有赏，于是投机取巧的士大夫们便乘时制造伪书，行欺牟利。秦火以后，《尚书》为残缺。汉代统治者再三设法访求，也只能找到二十九篇。到成帝时，便出现了《百两篇》。《汉书儒林传》云：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可知这种伪书，在当时便被识破了。而张霸作伪的动机，正和以后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一样，都是从牟利弋名出发的。此外，如经典中的《周易》，只是古代三《易》之一。《连山》《归藏》，有其名而无其书。到隋代，便有人因《连山》之名，制造伪书了。《北史刘炫传》记载道：

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

像这一类志在取赏的事实，出现在封建士大夫之中，是不足奇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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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对古今文献散亡的深层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归纳总结：（1）由于重德轻艺的思想，使人们对涉及技艺方面的书籍不够重视，导致了这类书籍的散亡。（2）由于古代传播文字的工具不够完备，书籍全靠手写，如有一种删繁存简足以概括多种内容的书籍出现，便会抛弃其他各家的图书。（3）由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重视文词，鄙弃朴学，对于朴实说理的书籍容易疏忽，从而促使这一类图书的散失。（4）由于事物不断向前发展，重修图书盛行，造成了原书的湮灭。（5）由于著书的人犯罪伏法或者身败名裂，为社会所不齿，他的著作也由疏远而遗弃以致于散亡。（6）由于藏书家过分看中孤本书籍，深闭固拒，不肯借人阅览，也不轻易让人知道，以致湮灭散佚。“这六点，实为发前人所未发，是他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综合我国古代文献，从其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分析，不外三大类：第一是“著作”，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抽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而成为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这オ是“著作”。第二是“编述”，将过去已有的书籍，重新用新的体例，加以改造、组织的工夫，编为适应于客观需要的本子，这叫做“编述”。第三是“抄纂”，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这成为“抄纂"”。三者虽同是书籍，但从内容实质来看，却有高下浅深的不同。

东汉熹平三年（公元一七四年）…当时汉灵帝吩附蔡邕等写好上石。其所写内容，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公羊》、《论语》二传。刻成后，竖立在洛阳太学（当时最高学府)门外…魏明帝正始年间（公元三世纪初)，又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二种，称为“三体石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九世纪中叶)，也在长安太学用楷书写刻了十二部儒家经传(《十三经》中无《孟子》)。

愈是材料粗糙、刻制艰难的条件下，所记录的文字便愈简略。证之甲骨金文，莫不如此。到了使用简牍和缣帛的时代，便繁富多了。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书籍的发展，也自然不能例外。

古今人的写作，尽管浩如烟海；但从写作的内容性质来加区别，不外抒情、纪实、说理三大类。一个人对外界接触或内心活动，要如实地抒发出来，写成诗歌，这便是抒情的作品。将过去的旧事、现实的生活，整理下来，写出记录，这便是纪实的作品。把自己的思想、议论，发表出来，写为论文，这便是说理的作品。用今天的分类来看这三者的不同，所谓抒情的作品，便是文学；纪实的作品，便是史学；说理的作品，便是哲学。文、史、哲三者，几乎概括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部。就拿几部常见的儒家经传来举例吧：《诗》三百篇，是抒情的作品；《尚书》《左传》，是纪实的作品；《周易》《论语》《孟子》《礼记》，是说理的作品。至于记录古代科学发明和技术创造的书籍如《考工记》，古人早已收入《周礼》，也都是纪实的作品。后世著述日多，“汗牛充栋”四字，早已不能形容其繁富了。推本穷源，也仍然是这三大类写作不断发展的结果。

从写作的内容来源加以区别，又可分为著作、编述、抄纂三大类。由于作者所投下的劳动不同，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就不同。所谓“著作”，在古代要求很高，是专就创造性的写作说的。无论它的内容是抒情，是纪实，还是说理，但它们都要有一个条件，便是这些内容，都是前人没有说过或记载过的，第一次在这部书内出现，这才算得上“著作”。

所谓“编述”，是在许多可以凭借的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制作的功夫，用新的义例，改编为另一种形式的书籍出现。尽管那里面的内容，不是作者的创造，而是从别的书内取出来的；但是经过了细密的剪裁、加工，把旧材料变成更适用的东西，这便是“编述”。

至于抄纂，则是凭借已有的资料，分门别类抄下来，篆辑成一部有条理有系统的写作。

这三大类的书籍，充斥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中。即以群经而论，《周易》可算是著作；《尚书》《春秋》可算是编述；《论语》《尔雅》《礼记》可算是抄纂。就四部之书来说，经、子两部的书，著作为多；史部多属编述；集部则三者皆包含在内。这样来区别书籍的内容，自然可以明了它们的不同作用了。

编辑推荐

作者以几十年的积累，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反复斟酌挑选出*代表性的内容，对文献学基础知识、古文献及文献学流变情况以及历史上的文献学重大成果等，进入这一领域所需掌握的方方面面的功夫，都作了提要钩玄式的讲解。实乃经验之谈、精要之语。深入而又浅出，且语言通俗，教授读来不觉浅，常人读来不觉深。

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体系是到张舜徽先生这里才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张先生的这部《中国文献学》，一个重要成就即“创立新体”，无论框架结构还是其文献学理论都富于原创性，书中所引的丰富资料，都是张先生从原始资料中挖掘出来的，而不是从其他文献学论著中转引。

媒体评论

且不说冯友兰、冯沅君、陆侃如、顾颉刚，他们都在北京、上海继续他们的研究，即如张须的通鉴学等，都有了新的境界，而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

——曹聚仁

张舜徽凭着家学和自己努力，博通古典，学识宏富，颇类古人欧阳修、西哲赫胥黎、今贤钱穆，他们皆自学而成大才。

——冯永轩

国学大师是指旧时所谓经、史、子、集等部图书都读得多，也研究得深，而且有自己见解的。这同时也可以叫作“通人”。张先生是无愧为有学问的通人的！解放后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似乎也只有柳诒徵、钱穆和张先生等少数人。

——蔡尚思

我曾说章太炎先生是天字*号的国学大师。章的弟子黄侃，也是当时后世向无异词的国学大师。章黄之后，如果还有国学大师的话，钱宾四先生和张舜徽先生*当之无愧。

——刘梦溪

张舜徽先生被誉为集文、史、哲、艺为一身的国学大师。他以“老正学时”“锲而不舍”的壮心，发奋著述，宏论激扬，其《中国文献学》一书，为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构造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学科体系。

——周少川

张舜徽先生是一位博涉四部的国学大师。可以说他是文字学家，也可以说他是历史学家，还可以说他是思想史家，更可以说他是文献学家……但这所有的称号都不足以涵盖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规模，只要浏览一下张先生的著作集，谁都会惊叹张先生的“学术气象”。

——戴建业

书籍介绍

《中国文献学》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重要问题，对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也给以详细的说明，对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初步构建起了中国文献学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

作者以几十年的积累，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反复斟酌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对文献学基础知识、古文献及文献学流变情况以及历史上的文献学重大成果等，进入这一领域所需掌握的方方面面的功夫，都作了提要钩玄式的讲解。实乃经验之谈、精要之语。深入而又浅出，且语言通俗，教授读来不觉浅，常人读来不觉深。

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体系是到张舜徽先生这里才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张先生的这部《中国文献学》，一个重要成就即“创立新体”，无论框架结构还是其文献学理论都富于原创性，书中所引的丰富资料，都是张先生从原始资料中挖掘出来的，而不是从其他文献学论著中转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