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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星先生的学术经历，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民事立法发展与法学研究的浓缩写照。

本书以当代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为线索，选取了梁慧星先生不同时期的重要著述，按照经济合同法的修订、统一合同法的制定、物权法的制定、侵权责任法的制定、民法总则的制定、民法典的编纂分编选排，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作者的法学思想与学术精神。这些文章记录了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民事立法逐步发展并终完成民法典编纂的进程，记录了当代中国法学学术逐渐走向繁荣的历史，承载了法学家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同时，本书还选取了梁慧星先生关于法学方法论的开创性研究。

第 一 编 经济合同法修订与统一合同法制定

　《经济合同法》的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方案

　中国统一合同法的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立法经验

第 二 编 物权法制定

　中国物权法立法方案

　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

　“三分法”或者“一元论”

——物权法指导思想之争

　对《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不同意见及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制定

第 三 编 侵权责任法制定

　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定

　怎样看待侵权责任法

民法总则制定第 四 编

　制定民法总则的若干问题

　中国民法总则的制定

第 五 编 民法典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纲（草案）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关于民法典分则编纂中的重大分歧

第 六 编 民法方法

　法解释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民法典解释与适用中的十个问题

　从法律的性质看裁判的方法

　法律思维与学习方法

附录

　民法学编辑工作中的些许体会

——对当前民法学研究的观察与思考冯　珏

梁慧星，1944年生，四川省青神县人。著名民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四、五、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曾任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公安部监督员。现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特聘教授、民商法律学院名誉院长。1986年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民法》(民法总论》《民法解释学》《裁判的方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研究》《民法学判例与立法研究》《为中国民法典面斗争)《生活在民法中》(民法课》《民法总则讲义》《民法物权讲义》《合同通则讲义》《民事解答录》等;合著有《合同法》《物权法);主持编写《民法债权》《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国民法典草案附理由》:编辑出版《民商法论丛》(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新时代法学学术文库》，主编《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为权利而斗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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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序言：国家的事，我尽了我的职责

一

改革开放以前，没有真正的民法。

我1962年考上西政，所学习的专业课程中只有宪法学和婚姻法学有正式教材。作为专业基础课的民法学，已经改名为“民事政策学”，刑法学改名为“刑事政策学”。薄薄的两个小本，是当时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资料汇编，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理论。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昆明的一个小国企。直到1978年，全国开始招收研究生。法学专业，仅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两个单位招生，我填报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学专业。当时民法就招了两个研究生，另外一位同学后来做了律师。

1985年开始起草《民法通则》。佟柔、江平、王家福和魏振瀛四位教授作为立法机关的咨询专家，后来被称为“民法四先生”。

这四位老师把草案拿回本单位讨论，我在这样的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时魏振瀛先生提出，要把“法无禁止即自由”写进《民法通则》里，这句话让江平先生都很震惊。那个时候，连物权都不能提，很多法还没制定。在法律起草过程中，不断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法律”的攻击。

改革开放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民法通则》在1986年获得通过。1987年修改《经济合同法》，我加入了修改小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参与了几个重要的立法，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

其中重要的就是《合同法》的制定。

我1978年成为王家福先生的研究生，是早研究合同法的，硕士论文就是合同制度研究。我的同学给我取了个绰号，就叫“梁合同”。

改革开放以后，法律的研究首先是研究合同法。我先后参与撰写了《合同法》《民法债权》等著述，这为后来《合同法》的起草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

1993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宪法》把国家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背景下，立法机关马上启动了《合同法》的制定。

《合同法》的制定，在我国的立法当中有很多经验。它是先由立法机关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小型专家会，讨论制定《合同法》的方法。当时推荐了8位学者、专家来设计立法方案。

8个人开了3天的会，讨论民法发展的趋势、国际上合同法理论的发展，也讨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实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讨论形成一致意见，我执笔完成立法方案。

立法方案拿出来以后，1994年1月就召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会，有11个单位、10个大学、1个社科院，先是讨论通过立法方案，然后分头承包起草工作，1994年的下半年完成。

这些草案汇集到法工委，法工委委托我来统稿。我邀请本所的张广新教授、博士生傅静坤，在法学所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统稿，早上8:30到下午5点，中午就在法学所旁边的沙滩后街小馆子吃饭。

当时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法工委胡康生同志说：“这样吧，给你们报销3000块钱的饭费。”结果这3000块钱的饭费需要拿发票去报，我们在小馆子里吃饭，不好意思让人家开发票，后还是法学研究所自己解决了。

《合同法》当时采取这种立法方式，水平是很高的。正式进入讨论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公布了，并有了中文译本。在讨论修改的过程中，又大量地采纳了上述合同通则的内容，所以《合同法》的商法色彩特别浓厚。

立法方案指导思想第1条就讲到，要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并且要与国际公约和惯例协调一致，还要充分地结合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现实当中的法律问题。

《合同法》的制定，把原来的工商局管合同全部废止了。改革开放初期，工商局推行合同制度，工商局可以鉴证合同，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等等，后来把它们全部取消了。工商局强烈反对，称《合同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为什么《合同法》第4条没有用合同自由，而是说合同自愿，就是因为被批得太猛烈了。但我们肯定不能再继续对合同搞行政的那一套，这个改革是阻挡不了的。

还有另外一个争论，就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87年主持制定了《技术合同法》，为了推行技术的生产力，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支技术合同的管理队伍，有点像工商机关管理队伍一样，他们强烈要求合同法中的技术合同是特殊的，不能够合并。

三法合一还是两法合一？李鹏委员长主持专家讨论会进行讨论。大家比较坚定，市场经济要求交易规则的统一、完善和现代化，保留了特殊合同，交易规则就不统一了。后李鹏委员长主持确定了“三法合一”的原则。

合同法的争论很多。但整个民法学界都没有预见到，以后制定物权法，会受到更严峻的“意识形态”的挑战。

三

1998年10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次会议，由我来报告物权法的立法方案。我报告完以后，王利明教授说，我不赞成梁慧星教授的意见。

争论在什么地方呢？叫国家财产特殊保护。我的想法是平等保护原则，一体保护。《物权法（草案）》在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区分所有制作为标准。在这个草案上，没有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国家所有权。王利明教授提出要严格按照所有制来划分，并且提出了一个关键原则，叫国家财产特殊保护。

学术界争论愈演愈烈，概括为三分法还是一元论的争论也是非常厉害，直到2004年、2005年，学界慢慢统一。概括为三分法，但是不再特殊保护。因此，虽然不是一元论，但是原则基本上是一样了。2005年，经常委会议审议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没有料到出现了社会上的剧烈争论。

北京大学法理学某教授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并将一封名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的信在网上公布。

他给物权法加上了四项罪名。一是物权法“违宪”，认为物权法规定平等保护原则，违背现行宪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二是物权法奴隶般地抄袭资本主义的法律；三是物权法与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没有本质的区别；四是物权法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

这位教授代表了一大股势力，他组织人搞了一个上书签名，这个签名队伍成了一个方阵，有3000多人，从高层干部到普通学生。

为什么他们要反对物权法？这有一个国际背景。当时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兴起国有化，强调国有化社会主义，他们打出了一个旗号：反对新自由主义。他们的背后是很多经济学家，也有法学家，他们认为要按照拉丁美洲的经验，我们的改革方向要往后退，中央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至少要停顿。

当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发生了两个严重社会问题：一个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另一个是两极分化的扩大。

正是这两大社会问题，使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产生了怀疑、动摇，抓住《物权法（草案）》公布征求意见这个机会，指责《物权法（草案）》。所谓“违宪”、所谓背离社会主义、所谓搞私有化，其实质是挑战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对继续改革开放。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开了一个会，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专题汇报《物权法》。后常委会形成一致意见：改革开放不能倒退，要确保《物权法》通过。

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法工委的同志分赴各省，给人大代表每人发一份草案，给予讲解。委员长把常委中的党员召集起来，开特别会议，贯彻中央的意图。

民法学界也召开了一些会议，驳斥某些人对《物权法》的指责。但我们民法学者大多不善于论战，太过于书生气了。学术讨论要讲道理，而论战是不讲道理的，而是讲事实。因为各有各的道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事实只有一个，是明摆着的。

论战的规律是，你砍我一刀，我就要还你一刀，一定要针锋相对。当时我就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谁在曲解宪法、违反宪法？》，副标题是“正确理解宪法第十一条，揭穿个别法理学教授的谎言！”，并在文章前面写上“著作权声明：欢迎一切媒体免费转载！”。

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民法学界经受住了考验，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来自意识形态的考验。没有动摇，没有分裂。

《物权法》通过后，《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物权立法历程：从未如此曲折—从未如此坚定》。所谓“从未如此曲折”，当然是指立法进程；所谓“从未如此坚定”，当然是指中国民法学界。

四

民法学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首先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说：就是制定一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民法典。只有一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中国民法典才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已达到她的高峰。这是我的老师谢怀栻先生去世之前所讲的。

1990年是《民法通则》颁布的五周年，当时某刊物发表了一期文章，批判《民法通则》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之后的一个讨论会上，我讲到中国制定民法典这个目标不能放弃。我申请成立了一个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从国家社科基金处得了6万元的资助，完成了一个草案，1900多条，共9卷，约400万字。

这个草案我做了20年，于2013年完成。2010年，我的眼睛黄斑穿孔，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以后看书就很困难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还在统稿。草案后来出版了，也翻译到了国外。

1998年，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同志，找了我们几位民法学者开会说：“这届期满我就要退休了，退休前我放心不下的就是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他在内部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指定了9个人负责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就叫“民事立法研究小组”。

20年过去了，这个小组的9个人，王家福不在了，王保树不在了，魏振瀛不在了，魏耀荣不在了，一多半都不在了。

国家的事，我尽了我的职责。我担心的是将来子孙后代说，别人不懂，你懂，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但你不敢说。

留给后人说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