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比较了动荡的1650—2000年间英国、法国、瑞士、低地国家、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地区的历史，考察了欧洲大陆不同政体的形成，论证了反复的因果机制在不同的组合、次序和初始条件下对欧洲大陆民主化的不同作用。本书指出，民主化的条件因历史、国际环境、政治组织的模式和社会关系的主导模式的作用，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大相径庭。

前言

章 抗争与民主

第二章 政体及其抗争

第三章 欧洲的非民主抗争(1650—1850年)

第四章 法国

第五章 不列颠群岛

第六章 作为特例的瑞士

第七章 1815—2000年欧洲的民主与其他政体

第八章 欧洲与其他地方

参考文献

2015年版译后记

查尔斯·蒂利（1929—2008）

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滕威泽社会科学教授，曾在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等校兼任教职；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美国哲学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促进会会员。

陈周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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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寻促进、阻碍或逆转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

★ 采用多样化的分析范围，在多个层次上探究复杂的过程

★ 援引大量孤立的欧洲史、民主化、抗争政治文献

★ 颠覆主流实践，解释欧洲的民主化和去民主化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这部恢宏著作引用了大量文献（包括作者本人的研究），对欧洲的民主化提出了一些宏大的、非传统的及引人注目的观点。尽管作者的中心观点贯穿全书，但本书几乎每一页都包含了迷人的分论点、富有洞见的比较、争议性的推测或具有启发性的资料。一个匆忙的读者可能在读了几章之后便觉已得其大意，而想直接跳到结论部分，这样他定会遗漏很多重要内容，而且，当你读完《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第二章时，你将会发现：《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的命题竟如此丰富！你一定不愿意跳过任何一章！

——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查尔斯·蒂利尝试对（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同时把目光投向全球历史的发展趋势。他对促进、阻碍或者终结民主化进程的不同解释的初步考察对读者而言是*有帮助的。他表明了《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与那些经典著作的不同，比如与他的老师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不同：在解释民主为何能够生根时，他更关注对其起源而非结果的考察。

——约翰·基恩（John Keane），《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书摘插图

章 抗争与民主

    跟20世纪的报纸不同，1871年3月30日的《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页全部刊登分类广告、官方声明和市场报道。但是，到了第4页，就像往常一样，刊登即日的政治事务：对于“巴黎选举的结果”，《里兹信使报》的编辑声称：

    赋予公社这样一种权威，它是随着非法地宽恕了一场造反而篡夺来的。然而，很简单，这种篡夺而来的权威，建立在少数人投票的基础之上。多数人都弃权，这样就似是而非地批准公社去做一些他们没有勇气去抗议或反对的事情。胜利是，并且常常是，凭恬不知耻地以自由的名义来实施权力而夺取的。这一刻，无秩序的、无政府的、革命的和暴政的党派胜利了，自由、平等和友爱挂在他们嘴边，他们靠恐怖统治维持一时，但是对于另一代来说，法兰西共和主义将又一次沦为他们口中的笑柄。

    《里兹信使报》的编辑将三个通常被19—20世纪的评论家，特别是英法的反革命家挂在嘴边的话题结合在了一起：当前斗争与1789年革命的比较；革命与恐怖的联系；如果发生一场革命，那它万万不可能代表多数意志。

    在以同样腔调说了一大通之后，这位编辑发表了一种严厉而可怕的判断：眼下，公社并无合法权威。它不过是一个革命实体，政府的权威并没有被推翻，夺权不可能在不危及国家的合法政府的情况下得到承认。这里有(或许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巴黎市政当局进行一场改革。其实，改革的必要性已经被承认，除非公社的暴力强奸民意，这场改革现在就可以迅速到来；但是，万万不可让给巴黎自治并独立于国民政府的权利。这种要求是无理取闹。有太多理由担心，它图谋让财产成为祸害而不是福祉，将税收负担强加给富人，以国家为代价给穷人提供工作。只要这些理论还停留于理论，法国可以一笑置之。它们不过是空想家的幻梦而已。不幸的是，这些空想家在巴黎当权，并且极有可能要去实现他们的梦想，不惜一切代价，盲目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这位编辑用一个预言来结尾：公社将留下一笔遗产，那就是“无人可以幸免的苦难和悲伤，受苦的正是穷人”(Leeds Mercury, 30 March 1871：4—5)。这样，依《里兹信使报》所言，法国人民又一次显示了他们的革命冒险主义倾向。暴力的胜利，在一名自以为是的英国人眼中，能带来的，就是理性和民主秩序的长期失败。

    到底发生了什么？1848年，法国革命者用共和国取代了他们的君主制，为失业大众提供了工作，极大地扩展了工人的权利，包括近乎普遍的成年人选举权。1851年底，选举产生的总统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过去那位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发动一场政变，将共和国扫地出门，在随后几年创造了他自己的帝国。路易·波拿巴政变，伴随着日益动荡的统治，启动了18年的城市化、工业化、政治巩固(political　consolidation)，后是统治局面越来越动荡的自由化。与普鲁士的战争导致了它的垮台。1870年9月1日，法国司令官麦克马洪将军投降，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活捉拿破仑三世。三天之后，一场相对和平的革命结束了帝国，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国民自卫政府。但是，普鲁士军队乘胜追击他们的法国敌人。1月5日，普鲁士开始对巴黎进行重重包围。德国大炮轰击这座城市达三个星期。

    9000人的国民自卫队和常规军在勉强上阵的特罗胥将军（General Trochu）的带领下突围失败，在1月19日退至凡尔赛。1月28日，法国国防政府当局签署停战协定，将巴黎要塞交给德军。但是，巴黎市民在政治俱乐部中进行动员，并由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穿针引线，开始组织城市抵抗和自治。在巴黎和其他地区，激进派鼓动发起对普鲁士的战争，还要求建立一个更分权和民主的政府形式。一个由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领导的，以波尔多（Bordeaux）为基地的新国防政体，削减了国民自卫队的军饷。它还通过了一些徒劳无益的措施，呼吁巴黎市民恢复交租和其他常规义务。

    为了破坏巴黎市民的反抗，梯也尔下令他的军队收缴国民自卫队的大炮。军队企图在3月18日黎明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定此事，不料把巴黎市民都唤到了街上，导致两名将军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被杀，引爆了《里兹信使报》不久后所说的另一次革命。危急之际，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占领了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市政府。在一场全市范围的选举（星期日，3月26日）之后，革命领袖掌握了政权，3月28日宣布巴黎为一个自治公社。直至两个月后政府军攻入城市，逐条街道地收复失地，公社都是通过一个建立在革命委员会基础上的结构来统治的，以邻里为基础的国民自卫队则得到遍地开花的民众团体（popular　associations）的支持（Gaillard, 1971；Gould, 1995；Greenberg, 1971；Gullickson, 1996；Johnson, 1996；Lafargue, 1997；Lissagaray, 1969；Rougerie, 1964）。

    公社声明几乎过去整整一年之后，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厅发表讲话，比较了1832年和1867年的英国改革法案：

    格雷勋爵为1832年议案呕心沥血，这无疑是一项政治家式的议案，在某个时候，它似乎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通过这项议案，他加强了贵族的合法性影响，并且迎合中产阶级伟大而有益的公民权(franchises)；但是他不仅没有在宪法中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权留下余地，而且还彻底废除了那些工人阶级自古以来所独有的古老公民权。先生们，这是宪章运动的起源，也是我们国家大约35年来存在的与选举有关的动荡的来源。(Times, 4 April 1872：5)

媒体评论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这部恢宏著作引用了大量文献（包括作者本人的研究），对欧洲的民主化提出了一些宏大的、非传统的及引人注目的观点。尽管作者的中心观点贯穿全书，但本书几乎每一页都包含了迷人的分论点、富有洞见的比较、争议性的推测或具有启发性的资料。一个匆忙的读者可能在读了几章之后便觉已得其大意，而想直接跳到结论部分，这样他定会遗漏很多重要内容，而且，当你读完《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第二章时，你将会发现：《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的命题竟如此丰富！你一定不愿意跳过任何一章！

——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查尔斯·蒂利尝试对（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同时把目光投向全球历史的发展趋势。他对促进、阻碍或者终结民主化进程的不同解释的初步考察对读者而言是*有帮助的。他表明了《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与那些经典著作的不同，比如与他的老师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不同：在解释民主为何能够生根时，他更关注对其起源而非结果的考察。

——约翰·基恩（John Keane），《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前言

前言

    记性好的读者可能会意识到(这对他们来说不知道是好是坏)，本书已经闯入了由我的杰出导师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所开创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本书与摩尔的煌煌巨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颇有不同，后者关注的是民主与民主化，从结果回溯起源来展开分析，通过对英法两国的仔细比较来解释欧洲整体的变化。巴林顿·摩尔的一些崇拜者[譬如迪特里希（Dietrich Rueschemeyer）、伊芙琳·胡伯·史蒂芬斯（Evelyne Huber Stephans）和约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通常都追随其学术取向，致力于解释长期的结果——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类型的政体？尽管本书也考察了特定历史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但主要的研究旨趣是探寻那些促进、阻碍或逆转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换言之，本书所关注的是轨迹而非源头和终点。再者，任何了解摩尔著作的人都会看到，作为他的昔日弟子，本人所要研究的，正是摩尔所强调的斗争(struggle)的政治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与巴林顿·摩尔一样，我对现存的民主的看法并没有那么天真。我知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除了极少的革命时刻，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政权，不是由少数富有而人脉广泛的人——我指的是男人——在其中发挥超乎寻常的影响。据我所知，在每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权中，被污名化(stigmatized)的少数人缺乏使其免于政府专横行为的保护。我认为，美国的政体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由于其人口的某些组成部分(segments)被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由于社会不平等被带入了公共生活，由于民意表达不畅通，由于无法为其公民提供平等的保护，从而使之反复经历着“去民主化”(de-democratize)的过程。在本书中，“民主”仅仅意味着，与大多数其他政权相比，非民主的因素相对较少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小型暴政(petty tyranny)和大威权主义(monolithic authoritarianism)，这二者是过去五千年世界上为常见的两种政府形式。

    让我列举一下写作本书所面临的三种困难：纵横交错的层次、浩如烟海的文献和充满颠覆性的解释。我对这些难题的解决之道可能给一些读者带来不便。首先，层次的多样性。本书在几个明显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分析：跨越了时代的实质性周期(substantial periods of time)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大陆，跨越数世纪的欧洲主要地区，跨越20年至350年不等的整体的国家，对个别地区(譬如大不列颠群岛的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只考察一个世纪以内的不同时间段，以及在具体时间点的特定危机、事件和人物。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我都无法为所有的相关单元提供连续的、全面的证据。我一开始这项研究，就马上取消了给1650—2000年所有欧洲政权的民主化排定座次的原计划；我认识到关键不在于为一个单一变量提供简洁、自洽的解释，而是在多个层次上展开一个复杂的过程。其结果是，提供的证据反复改变着分析的层次，但每个层次的证据都是不完整的。

    第二个难题在于，本书利用了欧洲史、民主化、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大量的、孤立的文献。这些领域的专家很可能会觉得我轻视了这些文献当中受他们青睐的部分，从而认为我的观察和论点的原创性言过其实，当然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分析家对我的描述和解释提出反对意见。我对这种可能性深表遗憾。但我认为，其替代方案——对相关文献及其争议完全加以引用并进行讨论——可能更为糟糕。这会导致本书的篇幅增加一倍。为了写一本关于1650年以来全欧洲的著作，我必须反复求助于已出版的文章、专著、综论、手册和百科全书，以便厘清各种事件，制作大事年表，确认地点、事件和人物。除非看起来读者需要再次确认或者对一些论断刨根究底，否则我只是列举那些直接引用的出版物，以及那些从不易找到的文献中析出的证据。

    我决定减少对相关文献的索引和讨论，这意味着我要忍住不在现有的争议当中公开地支持某一方。譬如，只有法国史的研究者才能轻松地发现第四章拒绝了我的朋友弗朗索瓦·傅勒(Franois Furet)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所做的修正。(这一章甚至重新启用了被整整一代法国史学家所辱骂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

    我的第三个困难在于解释的颠覆性。常识和大部分的社会科学都把个体的倾向(disposition)作为社会过程的根本动因，文化学者、现象学者、行为主义者以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在用行动的观点来解释个体的行动之前，同时聚焦于个体倾向的重构，然后提出把个体行动积聚为民主化和去民主化之类的社会过程。我对此抱怨多年了，哎呀，通过个体倾向来进行解释的逻辑已经使各种主流的实践之间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了。本书完全颠覆了主流的实践，不是我自吹自擂，请读者明鉴：本书所提供的解释是不是比通常的解释更能说明欧洲的民主化和去民主化？

    本书的解释在三个方面具有颠覆性，在章表1.1至表1.3中列举出来了，以下机制和过程可以用来解释民主化：(1)个体倾向主要是作为结果而非原因；(2)关系机制要优先于环境机制和认知机制；(3)经纪　(brokerage)　之类的机制与我们所解释的社会过程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运作的，并不总是要转到类似分子过程的化学解释模型这样的微观层次。即使是对那些对解释机制颇感兴趣的少数社会科学家而言，上述三个立场也是颠覆性的。然而，在写作本书时，我觉得既然我的倡导作用甚微，那么，还是让我直接着手于我的解释工作，让读者来判断结果是否具有颠覆性，这样会更好。因而我有时将自己的解释与当前的其他解释相比较，呼吁大家关注各种相互矛盾的解释逻辑，这绝不是画蛇添足。

    我也极力克制这样一种欲望，即把每个观点都扩展为概念化的问题、测量(measurement)、解释和理论构思。譬如，我以前的一些工作就是从煞费苦心的细节中对革命过程进行概念化和比较，但本书主要满足于对革命做简单的特征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