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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发生历史大变局，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人，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效西法图自强，深深卷入历史变迁的过程，一代一代地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与儒学相依的传统士人自身也发生了节节嬗蜕。

本书汇积了作者对晚清士人及他们那个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解释，围绕着科举制度下的功名与富贵、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十年新政与社会解体等主题，通盘解读近代化过程中的士人和社会，融深刻的洞察于历史叙述之中，很富于思想启发。

增订本新补一文，论甲午乙未间清流的重起和剧变，这是作者近年对晚清士人世界再考察的力作，依然贯彻了透过士人看世相的切入角度。

自序

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

鸦片战争与儒学

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

论“庚申之变”

太平天国起落与土地关系的变化

晚清的清流与名士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1900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

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新学生社会相

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

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革命家的良心：民生主义的历史思辨

西潮与回声

新文化运动：从“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

历史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讨论”

新版后记

杨国强 ，1948年生于浙江诸暨，1953年迁居上海。198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2003年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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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尊王为旨意所派生的各种题目，使光绪一朝的清流和疆吏常常处在两端。相比于清流以督责为风节，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代疆吏其实更多一点士人对士人的恕道。张之洞立庙堂之日曾劾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除了“嗜好素深”一节之外，这些文字描述刘坤一的负面都缺乏实证性和精确性，皆非刘坤一所能甘心收受。然而十二年之后，已经做了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被人弹劾而轮到刘坤一奉旨“确查”。以当日张之洞漫无边际的笔锋括扫为比衬，则刘坤一办“确查”，命意全在于举事实为洗刷，而后的复奏以“臣维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圻疆重寄。该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为总评，其中看不出一点旧日的芥蒂。同一类例子还有张佩纶会办福建防务而大败于马江，言路群起痛劾，而切齿之怒骂多出自本属旧识的清流。在一片骂声里有心为他留一点余地的，却是奉命査办的左宗棠和杨昌濬。结果是左宗和杨昌濬也被连累，受到诏旨“语多含糊”和“意存袒护开脱”的切责，并“传旨中饬”。身为疆吏，左宗棠和杨昌濬都受过清流和言路的弹击。所以，就个人而言，其“意存袒护开脱”与刘坤一为张之洞做洗刷一样，都可以看作心地之宽厚。然而这些人分别代表了彼时疆吏的典型和清流的典型。

儒学经典中的很多章句都是说给人君听的，其用意大半在于警戒。读书人以“明道”为正路，学问和思想的起点即在这些章句之中。所以，沿着圣贤的话头讲下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但谢济世以自己的祸难向天下士人说明，圣贤留下的道理当中也包藏着许多为时君所忮忌的东西，涉笔其间，便会成为一种危险。人人都怕靠近祸难。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在近代国家观念产生前，国家一词是用社稷作诠解的。时当一姓之天下，能够维系国家而代表社稷的只有一个君主。因此，儒学崇尚“忠君”，其忠忱所托的对象大半是一种国家和社稷的人格化，而并不尽在时君的一人一身。

【注释3】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前有序文一篇，论及王国维死因，有谓“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他所说的正是儒学中的这一层意义。但这一层意义在论史的时候又常常容易被人漠视。

与中国社会的惯性和常态相比，炮口震撼下触发的愤怒和惊怵都不耐久。曾经与林则徐一同禁烟御侮又一同落职受遣的邓廷桢，道光二十五年再起为陕西巡抚，然而当日英气已消融殆尽，在属员眼里显得一派状貌颓然

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岁首属司道凑费数百金，制造灯戏，为明年正初演用。余两仓书斗闻中丞高兴，亦鸠金制灯，互相赌赛。

然而从19世纪前期开始，西方人的进取之势便显露出长久磨砺之后的一派锋芒。嘉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刚刚醒来，夷患还远不是时务中的一个题目。而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已经使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引擎”了。那里不仅制造产品，而且制造扩张。两者都亟亟乎抉破世界贸易的空间界限。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的垄断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胀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思伸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东西。

读史多年，大半都在与晚清士大夫缠磨于古今中西之变的感慨苍凉之中。

在二千多年的自成路轨之后，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脱出了旧轨。

“智勇俱困之秋”，说的都是不能用历史经验来对付的陌生和蹇迫。而七十年中立起于陌生和蹇迫之间，自觉代表中国社会回应西潮逼来的，则始终是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大夫⋯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随后，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他们又成了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

取新法以守护旧物。

借来的西法正在化作尺度，并被直接用来规范本自另有一种尺度的中国。

摧折的都是儒学义理。

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非常明白地显示了同一个社会群类的一变再变。这是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而晚清的士大夫则因之而成了当日变化最剧烈的中国人。

在西法的笼罩之下和比照之下，十年新政一个一个地打破了曾被称作祖宗家法并久经苦心守护的东西，而锤起锤落，主张都出自一时之士议。其中最耐久想的是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度与彼时的兴学育才之旨相扞格，而后这种为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制度也被推到了砧上，在士议的重锤之下打得粉碎。士议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废止，然则以一个特定的社会群类而论，士人也自己消灭了自己。在人类的历史演化里，一个群类消灭另一个群类的事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像这样同一个社会群类自己消灭自己则显然是一种异态。以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为背景，这是一种逼出来的异态。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士大夫在效西法图自强的过程里一变再变，一直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无负于那个多劫多难的时代。然而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正面和反面又都是以他们为源头的。因此后来人沿波讨源，他们便非常自然地成了被追究者。当举子士人的时代过去之后，后起的“智识阶级”出自学校，已属另外一类。他们各自从西方取来理想，以此相案，也以此相分。随后的漫长岁月里，知...

书籍介绍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发生历史大变局，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人，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效西法图自强，深深卷入历史变迁的过程，一代一代地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与儒学相依的传统士人自身也发生了节节嬗蜕。

本书汇积了作者对晚清士人及他们那个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解释，围绕着科举制度下的功名与富贵、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十年新政与社会解体等主题，通盘解读近代化过程中的士人和社会，融深刻的洞察于历史叙述之中，很富于思想启发。

增订本新补一文，论甲午乙未间清流的重起和剧变，这是作者近年对晚清士人世界再考察的力作，依然贯彻了透过士人看世相的切入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