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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不仅在史学领域，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音韵学等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自成一家。而他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的品格，他表里如一、始终如一的“诚一之德”，也感动了天下之人。本书细述司马光一生的事迹和他身处的时代，探析他的政治作为对宋王朝的深远影响；以《资治通鉴》为中心，揭示他伟大的史学成就；并深入阐述司马光中和、和合的哲学思想，和平、统一的政治思想以及“华夷如一，华夷两安”的民族思想。

此外，本书还附录《司马光简谱》，列举司马光生平大事和著作撰写时间，是很实用的文献资料。

目 录

引 子 1

一 缔结澶渊盟约，赢得发展机遇 1

二 兴宫室祷祠之役，虚国帑生民之财 8

章 清白相承人家，志度渊远父子 16

一 “吾本寒家” 16

二 莅官端悫自守，为政兴利除弊 18

三 宝元、庆历间的名臣 21

四 文雅夙成的少年 24

五 释褐与初仕 31

第二章 盛世之下的内忧外患 34

一 仁宗天圣、宝元间的改革 34

二 宝元、庆历间的宋夏战争 41

三 庆历新政 50

第三章 回翔内外，涵养器业 63

一 游宦苏杭，代父建言 63

二 守丧与复出 66

三 息肩簿领，优游馆序 74

四 返乡省亲，勖勉诸侄 78

五 执礼论乐，搏击奸佞 80

六 师友英豪，声誉渐起 82

七 初从恩相，通判郓州 85

八 再托后车，出为并倅 87

九 屈野之役，进筑受挫 92

十 陈力就列，三辞清要 95

十一 努力人事，两谏灾祥 97

十二 伤旧交物故，讽新知偏失 99

第四章 谏院五载 102

一 首陈“三德”，极论治本 103

二 进“五规”之状，揭改革之纲 106

三 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 109

四 精将士之选，严阶级之法 111

五 不避强，不凌弱；内有备，外修好 113

六 析国穷民贫之因，陈财政改革之法 115

七 严于执法，刑期无刑 123

八 取士之法，德行为先 125

九 进贤退不肖，治乱之大本 127

十 出任谏院之长，促成皇权交接 131

十一 调停两宫，于国有功 135

十二 尊无二上，至孝在诚 139

十三 辞谏院之职，获“四友”之誉 144

第五章 仁宗后期的改革 149

一 解盐通商 150

二 改里正衙前为乡户衙前 152

三 河北现钱入籴和茶叶通商 156

四 仁宗后期的方田均税 158

五 裁冗兵、减恩荫 161

......

李昌宪，1947年生，江苏南京人，曾任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寻本溯源，旁及唐、五代史等领域，近年来转向西夏、金史，著有《宋代安抚使考》《司马光评传》《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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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反对熙丰变法

五  在阿云案上的分歧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今山东烟台市蓬莱区）发生了一起年轻女子阿云谋杀未婚夫致残的命案。在复议这起命案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此案发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这是他俩在思想、政治上的首次冲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登州女子阿云，在服母丧期中，被许配给韦阿大。她嫌未婚夫相貌丑陋，竟趁阿大在田中熟睡之际，向他砍了十来刀，并剁去阿大一个手指，造成重伤。事发后，阿云作为嫌犯被传讯，她害怕用刑，就如实招认了犯罪事实。知州许遵认为阿云一问即招，符合敕文“因疑被执，招承减等”的规定，即以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定罪。案件报到朝廷后，审刑院、大理寺和刑部三个司法部门按“谋杀已伤”改定为绞刑，又援“违律为婚”的条款，终定为编管。许遵不服，他认为阿云一问即招，应免所因之罪，今三法司弃敕不用，恐绝今后犯罪自首之路。神宗将案件交给了王安石、司马光两位翰林学士研究解决。谁知二人意见也不一致，王安石认为许遵对，司马光认为三法司对。争论的焦点在于谋杀这种杀伤性案件是否可免所因之罪，以及免罪后所造成的社会效果如何。

司马光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这篇奏疏之中。他认为法律规定的“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是指这样一类杀伤案件，即罪犯因犯诸如劫囚、略人等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审理这类案件时，劫囚、略人等导致杀伤他人的罪行，可因罪犯的自首而免去，但杀伤之罪不可因自首而免去。此外，因强盗而杀伤他人，即使自首也不可免去强盗之罪。而所谓的故杀是指罪犯因一时冲动、失去控制、公然杀害他人。这种犯罪既无所因而情节又较轻，故凡自首而免所因之罪者，皆按故杀伤法定罪。至于谋杀，则是蓄意杀伤他人的一种犯罪行为。平时只有杀人念头，但未杀人，这算何罪，也无从自首免罪。因此，“谋”字只是在发生了杀人的行为后，才有意义，它不是造成杀人这种罪行的其他一种罪行。因而不可将“谋”与“杀”分为两事，使“谋”成为“杀”之所因之罪。如“谋”与“杀”可分为两事，则“故”与“杀”也就可以分为两事。司马光还举了一个浅近的例子来说明这样断案的荒谬，他说：“今若使谋杀已伤者得自首，从故杀伤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仇，欲致其人于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司马光认为如照许遵所断，恐不足劝善，也无从惩恶。结果是坏人得志，好人受害。

王安石则认为强盗与谋杀之罪皆可因自首而免所因之罪。“谋”即是所因之罪。他认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后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又认为“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

后来上至宰辅富弼、文彦博、唐介，下至台谏、三法司官员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他们有的支持王安石，有的支持司马光。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八月，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支持司马光观点的官员多受到了贬官外放的严厉处分。司马光对王安石这样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非常愤慨，他提醒神宗说：“臣不胜拳拳，窃恐来者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移于臣下，聪明有所壅蔽，非国家之福也。”并且，他认为作为君主与宰辅不当留意“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这是司法人员的事，君相之事在于“原情制义”，“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原来支持王安石的人认为设首免之律，不仅可以开改恶从善之路，而且可以避免罪犯在自首不免后怙恶不悛，以致犯下必死之罪。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阿云案所造成的社会效应是很不好的。过去犯人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算按问。受阿云案影响，后来，即使是累问不承，也作按问处理。另外，两人同时为盗，法官先问甲犯，则甲犯作按问定罪，先问乙犯，则乙犯作按问定罪，断案不根据盗窃时所犯的罪行，而只依据审问的先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大概是经办案件的官员从阿云案中接受了教训吧，他们不想因断案而受到贬官的处分。天下人对此颇多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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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马光，以《资治通鉴》彪炳千秋的史学家。

与司马迁双峰并峙，被誉为史界“两司马”。

细述司马光一生的事迹和他身处的时代。

司马光传是以《资治通鉴》彪炳千秋的史学家，也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认为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反对战争分裂，维护和平统一；他基于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主张“华夷如一，华夷两安”；他以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与司马迁双峰并峙，被誉为史界“两司马”……司马光一身的进退存亡，对宋王朝影响深远；他留下的宏富著述，更是沾溉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媒体评论

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义自结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国知之可也，九夷八蛮何自知之？方其退居于洛，眇然如颜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泽，其与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汉，如家至而日见之。闻其名者，虽愚无知如妇人、孺子，勇悍难化如军伍、夷狄，以至于奸邪小人，虽恶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敛袵变色，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也。

——苏轼

前言

余 论

李昌宪

拙作杀青之际，掩卷而思，司马光及其所处的时代能给我们那些启示呢？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兵部尚书孙傅回顾北宋一代的治国方针，将北宋国策的演变划分为3个阶段，他认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

[1]

，为拯救国家，他请求恢复祖宗法度，是颇耐人回味的。这当然是相比较而言。宋初，立国创法，作法于凉，留有余地，轻徭薄赋，剥削较轻。真、仁时期，与辽、夏签立和约，结束战争状态，和平共处。并在若干经济领域内采取通商政策，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与熙丰以后相比，人民安居乐业，父子夫妻团聚，获得的实惠确实较多一些。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稳定的不二法则。

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时期内，可以说是的。南宋末年人方回和元人郝经都认为宋王朝堪与汉、唐媲美，而艳称之为“后三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发展时期。宋代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仅就科技而言，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在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运用。仁宗庆历时，毕升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成为文化传播的巨大推动力。火药此时已普遍地应用于军事上，从兵器发展史来看，宋代是一个由冷武器向热武器转化的时代。指南针在宋代已经广泛运用于航海业，进了海外贸易与文化的交流。世界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断言，“在11、12世纪，中国的科学发展到了它的”，从而进入了“成熟时期”，“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技发明像奔流的潮水涌进欧洲，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示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都达到水平，引领、影响那个时代的必要前提。

    长期和平的环境，导致和平忘战，战备松弛，边将多为庸将。加之，前代边塞险要尽在敌国之境，边境无险可守和对武将的防范，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所以，虽无战事，但守边兵员并未减少。庞大的军队，使得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占据了国家预算的六、七成。官员的队伍和各类费用也越来越庞大。精兵简政，节省开支，结果是，稍减复增，不减反增。 这就迫使国家财政不得不依赖于专卖所得，极大地妨碍了通商政策的实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

[1] 《宋史》卷三五三《孙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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