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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书简》是一本从敌人的监狱中寄给友人的信的集结。这不是偷偷地传送出来的，而是必须经过敌人检查的信，因而，它不能够谈一些可能被敌人认为是违碍的事情和问题，只能写一些平淡的、零碎的感想和小事。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一束信札还是闪着耀眼的光芒；即使谈的是小事和片感，还是反映出了罗莎人格的光辉，如同一滴海水也还是会反映阳光一样。

罗莎在信中谈读书的感想，谈一些往事，谈一些生活中的印象，也谈小鸟，谈动物，谈花草，谈自然的景色。正像许多革命者一样，只有在监狱中，她才有较多的空闲，又被限制着不能谈别的事；而她写信的对象又是她的挚友，她才会这样随性地漫谈。这样，我们就窥见了作为一个战士的她的心灵的另一面。这《狱中书简》对我们是珍贵的，使我们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读着这些信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人格和心灵所感动。

目录：

卢森堡和她的《狱中书简》（代序）

一 茨威考狱中

二 华沙女子狱中

三 魏玛“国家监狱”中

四 柏林巴尔尼姆狱中

五 柏林巴尔尼姆—佛龙克—布累斯劳狱中

巴尔尼姆狱中

佛龙克狱中

布累斯劳狱中

附录 罗莎·卢森堡（1871—1919）

罗莎·卢森堡年表

编后记

[德]罗莎·卢森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波兰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和主要领导人，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著有《资本积累论》《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论俄国革命》等。

傅惟慈（1923—2014），著名文学翻译家。译有《月亮与六便士》《动物庄园》《布登波洛克一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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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宋娅·李卜克内西

（ 1917年5月2日）

寄自佛龙克

……你还记得，去年4月里有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匆促地打电话给你们俩，请你们到植物园来跟我一起欣赏夜莺演唱的音乐会。我们悄悄地隐蔽在茂密的灌木丛里，坐在石头上，紧傍着一条流水琤的小溪；在我们听完了夜莺的歌唱之后，突然之间，一种单调而哀怨的啼声传进我们的耳朵里，那啼声似乎是：“格里格里格里格里格里格里克！”我当时说，这好像是一只沼泽里的鸟或者水鸟，卡尔也同意我的话，可是我们怎么样也没弄清到底这是一种什么鸟。你想，前几天一大清早，就在这儿附近，我忽然又听见了那一模一样的啼声，我的心焦急得怦怦地跳动着，迫不及待地要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鸟。直到今天发现它为止，我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这不是一只水鸟，这是一只歪脖子，一种类似啄木鸟的灰色雀儿。它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因为它一遇到危险，便用很滑稽的动作使头部脱臼，来把敌人吓走，所以得了这样一个名称。这种鸟儿只以蚂蚁果腹，像食蚁兽一样用它那带有黏性的舌头把蚂蚁黏集在一起。因此西班牙人称它“霍尔米皆罗”——食蚁鸟。此外默里克曾给这种鸟作了一首绝妙的打油诗，雨果·沃尔夫还给它谱了曲子。我自从知道了这种啼声如怨如诉的鸟儿是什么之后，好像获得了一份礼物似的。如果你把这事写信告诉卡尔，恐怕他也会感到高兴的。

我念什么书？主要的是自然科学书籍：植物地理和动物地理。昨天我恰巧念到一段文章论及德国鸣禽减少的原因：由于日趋合理化的森林经济、园艺经济和农业学，它们筑巢和觅食的一切天然条件——空心树木、荒地、灌木丛、园地上的枯叶——都渐次被消灭了。我念到这里，不禁痛心已极。我并非是为了人类不能聆听歌唱而难过，我是为了那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动物竟这样默默无声地不断灭绝下去而悲痛，我甚至要哭出来了。这使我想起西勃尔教授著的一本论北美洲红色人种灭亡的俄文书来；这本书还是我在苏黎世的时候读到的；他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有文化的人从本土排挤出去，正默默地、悲惨地沦亡下去。

当然我是病了，所以如今什么事都这么使我激动。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状罢了；当我置身于像此地的这样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感觉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对你我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你不会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战斗岗位上，在巷战中或者监狱里死去。可是，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要比对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这并非是我要在自然界寻找一个避难所，一个休息的地方，像很多失意政客那样。相反地，我在自然界中也处处遇到许多残酷现象，令我非常痛心。你想想，譬如下面这样一桩小事我就始终不能忘怀。去年春天我从田野间散步回来，在一条空旷的街上行走，这时地上一小团黑黝黝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俯下身去，看见一幕无声的惨剧：一只很大的粪甲虫正仰卧在地上，用它的腿绝望地挣扎着，同时一大群小蚂蚁麇集在它身上，正要把它——活生生地吃掉！这景象使我感到恐怖，我拿出我的手帕来，着手把这些残忍的东西赶走。然而它们却是这样大胆、顽固，我不得不跟它们大战一场，等到后我把这个可怜的受难者解放了，远远地放在青草上面的时候，它的两条腿已经被咬掉了……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急忙走开，我终归对它只是做了一桩效果很值得怀疑的善举。

现在傍晚时候的苍茫暮色已经拖得很长了。平日我是多么喜爱这段时刻啊！在绥登南的时候我有许多山乌，如今在这里我却一只也看不到，一只也听不见。整个冬天我只喂了一对山乌，现在它们也没有影踪了。在绥登南时，我惯于在傍晚时分到街头徘徊散步；那真是美极了，紫色的残霞还滞留在空中，而街灯上的玫瑰色的煤气火焰已突然燃烧起来，在朦胧的薄暮里显得那么奇特，这些火焰仿佛还有些羞答答的样子。一会儿匆匆地从街上掠过一个买东西来迟了的女仆或者使女的模糊的身影，急于赶到面包房或者杂货铺子去买些什么东西，我认识的鞋匠的几个孩子常常天黑了还在街头玩耍，直等到有人在转弯角上大声地喊他们回家。这时候往往还有一只不安宁的山乌像顽皮的孩子似的突然从睡梦中尖声鸣叫起来，或者叽叽喳喳地啼个不休，又扑剌剌地从一棵树飞到另外一棵树上。我站在街中央，数那先出现的星星，简直不想从这和煦的微风和薄暮中走回家去；白昼和黑夜在这薄暮里是这样柔和地交融在一起了。

宋儒莎，我会很快地再写信给你的。祝你平安和愉快，一切都会变得顺利，卡尔也会这样的。下次信中再谈。

我拥抱你。

你的 罗莎

（邱崇仁 傅惟慈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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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敌人口中“嗜血的红色罗莎”， 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后人评价她“比男人伟大”。

但她却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书呆子”， 说“我这个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柔弱。”

在狱中，她密切关注社会的变动，撰写革命研究文章；但她也重视生活，在信件中与朋友探讨文学、畅聊艺术、赞美自然、感悟生命与自我。

她写到，她曾因所有的剧场和音乐厅变成政治集会和抗议的场所，无法欣赏音乐而感到遗憾。

她写到，她想重返纽伦堡，但原因不是去开会，而是想听朋友朗诵一卷默里克或者歌德。

她写到，当她听完一支温柔的小曲时，心绪宁静，却随即想到自己曾经给予别人的冤屈，并为自己曾经拥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惭愧……

“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跟我同在。”

书摘插图

前言

卢森堡和她的《狱中书简》

（代序）

林贤治

革命渐次随着岁月的尘烟远去。

有各种革命，也有各种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业，这事业，是同千百万无权者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们往往为自己选择暴露、危险、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黎明还没有到来，他们已经在黑暗中仆倒。

在这个倒下的队列里，我们记住了一个人：罗莎·卢森堡。

“红色罗莎”

卢森堡自称是犹太裔波兰人，不止一次地声称波兰是自己的祖国。曾经有人在书中提及，波兰有史以来，在对外斗争中从来不曾出现过叛徒，足见波兰人的忠诚、英勇和傲岸。她的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使她从小培养出一种人性的、平等的观念；民族的浪游性质，又使她恪守“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规则，而不与任何“祖国”相一致。正如政治学者阿伦特指出的，犹太知识分子的祖国事实上是欧洲；用尼采的话说，他们会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为卓越的“好欧洲人”。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于波兰扎莫什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两岁时，全家迁居华沙。在这里，她完成了中学教育，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读苏黎世大学，先后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结识利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后来他成为她事实上的丈夫和情侣。1894年，他们共同组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卢森堡取得德国国籍，迁居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党内，她积极从事组织活动，为报刊撰文，发表演讲，先后批判党内元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宁展开过论战。1914年7月，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一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革命，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后成立德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卢森堡自称是一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读书时，她在题赠女同学的照片背后写道：“确保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像这样一个怀抱着宏大的社会理想的人，在当时，命运注定要和革命扭结到一起。为此，她多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岁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曾酝酿过一个营救计划，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然而，她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她根本不愿意与官方当局发生任何联系。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称她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组织共同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接着，斗争遭到政府军队的血腥镇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她的尸体被扔进运河。当此危急时刻，约基希斯倾全力搜集卢森堡遗文，调查事件真相，一个多月后随之遇害。

卢森堡逝世后，列宁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汇编，同时，还斥责了德国党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冷漠态度。斯大林不同，于1931年著文强调卢森堡犯过许多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这等于给卢森堡盖棺论定，以致后来发展到谁引用卢森堡的话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苏联和东德等国家，人们开始寻找卢森堡与列宁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两人的分歧，当然仍将错误归于卢森堡。所以，阿伦特在一篇论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写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位“边缘性人物”，“德国左派运动中有争议的、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红色罗莎”才获得应有的崇高的评价，她的著作在国际上兴起出版和研究的热潮。

“重新发现”卢森堡，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堪称奇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