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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言做了一辈子旁观者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心怀故土与世界，回望自己的生命之真：天生的脚部残疾、乱世的流亡生涯、藏书丰富和兴趣广泛的父亲、慈祥而坚强的母亲，这一切都降临在他身上，开启他不平凡的人生之门。在日后的求学生涯中，有严耕望、钱穆、李济、沈刚伯、杨庆堃、董作宾、张光直等恩师挚友的引领和陪伴，使他执着地踏上探索知识和智慧的旅途。一个有情有意、鲜活生动、感人至深、超脱通透的许倬云先生就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

许先生这一路走得艰辛而踏实，遇合离散、成败兴亡、荣辱悲欣，这些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又何尝不是时时发生？！

序

回顾与感怀

我的母亲

心路历程

回顾心路历程

我的学思历程

并不特殊的读书生活

南港述旧

有情的空间

容异与存疑

磨镜者言——《历史分光镜》序

人鼠之间——试论文化保守主义

湖上偶感

眼前景与心中景

从诗里读出的历史感怀

 雨窗闲话

素心五愿

刹那与永恒

良史与君子

良史与君子——敬悼严耕望先生

论学不因生死隔——纪念考古学家张光直

李济之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

师恩永念——沈刚伯师周年祭

钱宾四先生的学术生命

自由思想与志节

杨庆堃先生的治学生涯

怀念沈宗瀚先生

哭两位董先生

追念王雪艇先生

忆王小波

从知识到智慧

从知识到智慧的追寻

知识分子的宗教

人文与科学之间

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另一类考古学

若干类学科的观念

研究与教学者的职业规范

成长的意义——答一位未见面的朋友

我们生活的目标

人生价值的探讨：不同文化对人类追求人生价值的影响推动历史的因素

未来世界与儒家

附 录

倚杖听江声·自序

江渚候潮汐·自序

江心现明月·自序

编后记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学贯中西的史学耆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囿于书斋，时时心怀天下，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中国文化的精神》《说中国》等。

◎  作者自述

我近反省自己一辈子的学术研究，渐渐悟出一些线索：我其实是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常常不能亲身参与其中，却学会了设身处地，以体会领略的习惯。我终身残疾，自从有了记忆，似乎总是坐在旁边，看到孩子跳跃奔跑，却不能加入游戏；但也为他们的成功而喜悦，为他们的失误而扼腕。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不断旁观。在湖北的农村，曾见过农夫的耕耘，看过灰黄的泥土，在渠水灌溉后成为润湿的沃土。曾见过黄骠幼驹，在阉割为骟马时，挣脱束缚，狂奔跳跃，终究失血而死。曾在辅仁中学，甚至改了性情，也旁观男女同学之间爱情的悲喜剧。在芝加哥住院治残疾时，曾旁观许多悲哀与喜乐：目击老医生在操刀前，严肃虔诚的祷告；也看到手术后的病童，努力学习从未经验的动作。在七十年代，也曾亲见个人认同于政治斗争间，有些人热诚投入，有些人被狂澜卷去！这些都是人生中的百相，却为我开启了理解历史的经验。

读历史，是学习；讨论历史，是观察。两个步骤，其实是一体两面。我从不悔终生学史，因为历史正是人生的延长与扩大。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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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情

人与人之间若只从物理性的空间着眼，各人占有一个空间，任何两个人都无法有空间的重叠，更不论空间的全同了。但若从情意的空间看，则人人有与旁人共有的空间。无情时，对面不能相认。每天街头攘臂摩肩的人群，虽然如此接近，却又如此的隔绝。有情时，天涯若比邻。若两情相契，更是寤寐相思，漫道关山万重，即使生死别离，切不断心魂相守。由此扩而大之，爱及众人，爱及万物，则地球若同舟，宇宙如一室，所谓民胞物与的襟怀，只在一念之间了。着眼在同，则万物皆同；着眼在异，则万物皆离，也只在一念之间而已。

                                    史语所怀旧

这些往事，已如隔世，老年已至，即将退休。我一生岁月，半在他乡。史语所是我沙弥受戒的本山。我的师长，大半已归道山；愿硕果仅存的几位，身体健康，颐养余年。当年在史语所的工作，中国上古史计划虽已成书出版，但内容离原来构想颇有距离，至今以为憾事。后来我撰写《西周史》，也是为了尽一己微力，以报答王雪艇先生与济之师的期望于万一。史语所是我学术生涯的老家，欲报之德，终天何极！所幸今日史语所气象不逊于当年创所之日，亭阁变易，门风未改。行脚返山，见到史语所能抱持学术独立与自由的传统，于愿已足。

                                    严耕望

我认识严耕望先生，还在他来港之前。我于台大读书时，他来校讲演，即已聆教。及至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我的研究室与严先生研究室相邻，因此常有执卷请益的机会。他的专业是中古史，近十年来，我也开始接触中古史，更是不断地研读严先生大作。严先生言词朴直，要言不烦，三言两语便中肯綮。向他请教，得到一点启示，可以伸展为不少胜义。

严先生的研究功夫，既有绣花针的考证，又有开山斧的宏观史识，更有耐力，因而能将零星的材料点点拼缀为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在求学阶段，严先生师事钱宾四先生，亲炙教训。钱先生曾数次在谈话中，称赞严先生为他二三位得意高足之一，即因为严先生已得钱先生的真传。

                                    张光直

光直是台籍作家张我军先生的哲嗣。张我军先生长期在北京工作，因此光直在北京成长。战后返台，父子二人都遭遇难白之冤，虽然后来都化险为夷，这番厄运终究在光直的性情里留下烙印，使他性情收敛，处事谨慎。然而，在他能放松自己时，也会放声高歌，厚实的男中音颇有回肠荡气的魅力。他慎于择友，又通常寡于言辞，一般场合中来往的人，遂每以为他高不可攀，其实他仍是性情中人，有爱有憎，而且相当强烈。另一方面，他也不免坚持一定的想法，不轻易改变。

光直读书专心也专门。在同班的课上，他的考卷或研究报告必然是周详深入，为同班之冠。他的记忆力佳，许多细节，甚至成串的数据，他都能如数家珍。在这一方面，我们两人性向大不相同。光直专致于本行的专业，心无旁骛，我则常为好奇心驱策，东求西抓，对许多课题都有兴趣，却不能深入。思想史家伯林曾说，学者之中，有些人像刺猬，专心扎一个深洞，有些人像狐狸，到处打洞，洞多而不足以自蔽。光直属于前者，终于卓然成家，我则属于后者，终身无成—只是狐狸满地探索的愉悦，刺猬也未必有之。人各有志，性情遭遇，种种机缘，决定了不同的人生！

                                      李济

李先生从1964年开始主持中国古代史的编纂计划，我曾应李先生之命，协助他担任编辑工作，在座的许多前辈先生也参加了这个计划。其实李先生编一本中国古代史的意愿，不始于1964年，早在安阳发掘时，他心中已有一个中国古史发展的蓝图，而他希望将城子崖的黑陶遗址以及安阳殷墟遗址等都放在这一中国古代史的大结构中。他屡次告诉我们，这一部古代史不应仅限于以古史做史料，而应当将地质学、气候学、自然环境的研究、考古学的遗址与器物、民族学的资料以及文献资料综合在一起，编成一部忠实的记录。李济之先生更注意到，中国地区人类的活动只是世界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在他心目中，中国古代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从纵的方向看，他希望由中国古代史的重建，表现出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异性，但也表现出世界各地文化发展的若干共同性。在横的方面来讲，他一直注意到中国地区古代人群与北亚地区、西亚地区及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种种接触与影响。他屡次告诫我们，不能有褊狭的地域观念，也不能因情绪的好恶而扭*了重建古史的角度。

沈刚伯

在台大历史系本科三年，我选修过沈先生的西洋上古史、希腊罗马史及英国史三门。沈先生讲演不用草稿，而出口成章，凡此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他讲课实在是做“史论”，引用史实上下古今中外，无不涉及，往往一堂课五十分钟，有三十五分钟至四十分钟用于说明一个论点，史实的叙述则在十分钟左右的剩余时间内匆匆带过。大约大学一二年级时，学生对这种“史论”式的讲演不十分欣赏，更兼沈先生不交代书目，学生们下课后连自修补充也不易做到。但是在三四年级时，学生自己知道得多了，也开始了解沈先生的见解和议论，于是一堂课听下来，觉得处处有发人深省之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举世都以为民主代议制是好的政治制度时，沈先生竟可用好几堂课的时间，说明英美式民主政治可能产生的弊病，其中包括庸俗政客为了哗众取宠而轻举妄动，也包括平凡大众只能欣赏巧言令色之士，不能欣赏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沈先生所指斥的这些毛病，不幸而言中。后来我在美读书，亲见肯尼迪弟兄操纵民意以及塑造偶像，也亲见尼克松及其左右如何滥用民主政治。每见这二十年来美国政客之举止乖张，我总是会回想到沈先生的议论和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

钱穆

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后一次演讲中（新亚办的钱穆先生学术讲座），将自己的看法做了后检讨和总结。在演讲中，他首先肯定中国文化有其长久的过去，生命力延续不断，仍会在未来走下去。源头在过去，发展与分歧在下面。就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总括有三个要点：

一是中国人的性格，从文化发展出来的特性，他称为民族性，有协调与合作，就是“和与合”。钱先生提出这个论点，特别针对执政党讲斗争、西方文化讲进步，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二是天人合一，天人之间的关系，他不是要做教主，以沟通天地，也不是说天就存在人里面。钱先生讲天人合一，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个阶段，天然条件存在，再加上人的力量，成全天然条件，成全天地所创造人的人性，就叫“天命之谓性”。命是可以见得到的道，继续推广和延伸，就叫“修道之谓教”，这个教是教自己，也是教别人，即是教化。天人之间，人的努力是使道与天能够实现的一个重要项目。

再谈求知。知识与求知的态度，两个是互相呼应的，知识不在人外面，求知本身不是离开知识的活动，不是单独的活动，我们求知是为了了解各种事物的现象，也要了解各种活动的性质。内是求知的欲望，外是求知的对象。知识不是离开人的，人要内外相符，等到知识获得以后，更进而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不是人知道如何用电力，人便成为电器。在求知里边，学会生活态度和做事方法，从我们的日常行为表现出来。所谓求知，作为知识分子和专业读书人，不是只为了求得客观知识，而要在读书过程中使读书的态度变成性格的一部分。读书要诚实，假若不诚实，只是骗自己，诚实是读书很要紧的态度。读书要虚心，有了新的证据，即须考虑要修正旧的证据，新的观点是否容纳于旧的观念里，新的观点是否推翻旧的观念。所以，不仅要虚心，还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和想法。读书要虚心，还要有容纳别人的肚量。有诚实、虚心、容量的习惯，才能在知识当中有开拓新见解的空间，也有开拓新见解的准备。读书是一辈子的工作，不能马马虎虎，须寻根究底。

将这三点合起来，便看见对自己诚实、对别人宽容就是忠恕之道。这才真正是钱先生所讲的知行合一，他所谓的“合内外”。我去外双溪拜见他，他常常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钱先生对知识尊敬，不怀蔑视、轻视、游戏的态度。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终生坚持这一信念，未曾改其心态。在他拒绝出任历史研究领导工作时，他的答复即在“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且特别说明“俗谛之桎梏”，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三民主义文网之密，三民主义之为“俗谛”，犹不能忍，则如何能忍受更为深密的罗织？于是，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还是必须坚守的原则，不容有一丝一毫的折扣。

陈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即以坚守原则昭告友人，特别标出：“默念平生，固未觉侮食自矜，*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因为坚守志节，陈先生十分重视宋代的士大夫，又谓：“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学术无裨益耶？”陈先生在盼望，读书人以言论改易风俗。王静安以生殉文化，争自由，是身教；陈先生终生坚持同样原则，是言教，至死不屈，也是身教。他后半生研究放在《再生缘》与柳如是的研究，于前者寄托对自由思想的赞赏，于后者表达对志节的坚持，只是以两位奇女子的生平表达他终生不渝的为学为人理念，做人与做学问于是不能分割。

我的母亲

似乎每一个小学生都可能在四年级时碰到这一个题目，似乎每一个成年人都还觉得这是可写的题目之一。不过这一个题目并不是容易写的，因为这对于执笔人具有无限温馨的题材，往往对别人却无非是些平凡小事。我在这里又挑上这一个题目来写一些琐碎的事，并不因为我妄想能突破这一难以避免的景况，只是因为这些别人心目中的小事，在我的生命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一般的传记笔法说，娘没有什么值得记下的事件，仔细算算她的过去，她似乎根本没有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她的生活就是爹和我们兄弟姊妹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哪一位“立志”为别人服务的圣哲贤人曾经做到同样的地步。

娘是典型的中国妇女，讲究把感情深藏，但是我们尽可从她平凡的日常举止中觉察到她对子女的挚爱，无须乎用洋人的办法把感情流露尽致。然而，在危难时，她能有超越体力可能的行动，使人惊讶她究竟有多少潜能可以为了子女而发挥出来。

我们——我的孪生弟与我——是她小的孩子，因此我们对她早年的生活及兄姊们的遭遇都只能得之长辈及兄姊们的口述。至少在我们懂事以后，我很少见娘有安乐的日子。在战时，她经常要携带着大小十余口奔波各地——往往由她一个人主持全局，爹多半时候留在相当接近前线的地方。一切似乎有了公式：我们在接近前线的地方与爹同住；日本人发动秋季攻势了，我们几个较幼的兄弟姊妹由娘率领着向安全地带撤退；日本人退了，我们又由娘率领着去找爹，迁回他的任所。抗战时期的交通情况之糟是众所周知的，每隔一两年举行一次大迁徙，她的艰苦就可想见了。

有一回，我们又撤退了，在一艘长江轮船的边上，我们搭了一只小木划转驳上大船，日本飞机在一次又一次地呼啸着扫射甲板上的平民及四周蚁附着的小划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在江风中披散了头发，把小孩一个个由小划子推进大船的船舱。大船正在行驶，小划子和大船之间的联系只是一杆竹篙，她那时大概只想着把子女送到比较安全的大船上。她刚登轮，竟发现凌弟不见了，即刻又冲进人群，船头船尾寻找，把哭泣着的弟弟从另一层甲板找回来。大家坐定了，她又找来一壶开水，让每个人都喝一口，但是她自己竟没有分到一些余润。

万县的住处遭了炸弹，我们全家迁移到郊外山上的董家岩。全家安顿在半座茅屋里。下雨时，全屋只有一个角落是干燥的，她把小孩和祖母安置在干燥的地方睡，我还记得电光中只有她兀坐在床沿上。

表面上看去，她似乎不大过问我们的功课，也从不过问我们该学什么进什么系。事实上，她主张让我们各尽自己的能力，在兴趣范围内发展。她的方针是在密切注意下自由发展。大纲大目不差，小节是不计较的。这些大纲目中有不能侵犯的一条——诚实；必须注意培养的一条——对别人宽厚。至于馋一点，脏一点，都在容忍之列。为此，我们家的兄弟姊妹都有胖胖的体型，几分邋遢，爱躺着看书，但是快快活活，笑口常开，不大会发愁，更不会善感。我一直认为狂狷比乡愿可取，然而天幸我没有转变到浇薄的，大概还仰仗母教中“宽厚”二字的恕道。另一方面，我不肯说迁就现实的昧心话，也还仰赖母教中“诚实”二字的忠道。

爹与娘在总角时订的亲；男方二十岁，女方十九岁，娘就嫁过许家来了。据说，抗战前他们有过颇宽裕的生活。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卖东西的时候多于买东西的时候。不止一次，爹在床上为家用长吁短叹，哼得一家愁云惨雾，娘只是委婉地安慰他。等到爹鼾声大作了，我们醒来还看见她正张着眼呢。女子大约比男子更为坚毅，有时我觉得“弱者”二字应改为“强者”作女性的称号。

爹不爱为杂志写文章，可是在他过世前一年多，他破例秘密地向《自由谈》投了一篇稿，纪念他们四十年的婚姻。发表后，我们才知道爹除了严整的论说文之外，还会写抒情文呢。文中他记述四十年来夫妇之间共享的欢乐和同熬过的艰辛。现在，爹去世已经九年，我知道娘的确常在梦中与爹聚会的。爹一辈子为沉重的家累牺牲了自己的志愿。两位老人家为了子女辛苦了一生，子女可是怎么报答呢。

五年前我离国渡洋，娘没有说一个“不”字。在基隆码头上，娘却不再送进去了，她是为了不愿让我在离别时有任何难过的机会。在行李里面，她替我塞进去许多小物件，其中包括一个针线盒。到了我要缝一两个扣子时，我才发现这盒子内容的丰富：剪刀，各种扣子，大小不等的针，以及各种颜色的线球。除了她替我补的衬衫上有密密的线痕，她又把无限亲情，千丝万缕，都寄托在这些扯不尽的线团上了。因此在美国时，我怕缝扣子和补破洞，一开针线盒定是弄得“闹情绪”。在异地做客，没事时神气充盈，一旦病倒，个进入脑际的必定是娘。回来之后，每逢邮班，总发现她在等候在美的弟弟和姊姊来信，才知道自己在美时，偶尔脱一两天信期，该是犯了多大的罪！寄语在海外的朋友们，假如家有老母，别让她依闾久等，眼望着邮差过去。

娘不单为海外的子女寄东西，纵然那些东西在华埠都很容易找到；她也为在台南的姊姊寄些台北的东西去，纵然台北和台南的货品都出自一个厂家。我有时觉得好笑，但是等我看着她细细地挑选、细细地包扎，我领悟到：邮包寄去的不是一件一件实物，而是一片似海亲情。我才领悟到：自己在国外收到邮包时，复信所说“这些都可以买得到”，该是多残酷的话。

娘今年七十二岁了，幸而精神还好。家中大大小小的事仍旧非她老人家主持不可。我希望她有一些休息的时间，不要太忙。可是我也希望她还继续忙碌，有足够的精力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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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对宗教逐渐采取存疑的态度，许多宗教信徒也为此认为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缺乏生活的目标和准则。前者以为宗教建筑于一片神话和教条上，没有经过纯理性的批判和思考。后者却又以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及宇宙的运行方式，都必须见诸神的昭示或仙佛的意志，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以为科学家讨论的宇宙秩序也只是神的存在的证明。 作为一个现代人文学科的学生，我必须对宗教下一个定义。宗教并不是仅具有教义，拥有信徒的组织；宗教更应是一种人生态度。因此，我愿意把宗教两字改为宗教精神。宗教精神的意念就包含了哲学以外更有热诚的信念。

普通的宗教信徒也具有热诚，但是其来源往往起于希冀，起于恐惧，起于冲动。现世的利害及他世的遭遇支配了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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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识分子，有由职业性习惯中获得的训练，因此可以发展为一些接近宗教的经验；再加上知识本身可能发展为具有永久价值的对象，而累积知识的人类也具有永久的价值。经验与价值两者的配合，知识分子很可以各自建立一套宗教，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宗教。天心月圆，华枝春满，以及会心一笑，原都可以为宗教情绪作见证。外铄的经验和仪节，其实倒未必有用的。

我从自己的残疾得到一则经验：我知道凡事不能松一口劲，一旦松了劲，一切过去的努力都将成为白废。同时，我经常面对的那种惆怅，由界牌垭到太湖，不时地提醒我，努力与成就都未必有什么意义。这两股力量的激荡，常使我陷入迷惘。前者使我有一股对于生命的执着，凡事尽力竭诚做去；后者使我产生对于生命的漠视，也许竟是对于生命意义的否定。经过西西弗式的提示后，我才取得两者间的协调。我现在至少了解，石头不经推动得永远留在山脚下，纵然石头每次仍要碌地滚下去，我们仍不得不走下去继续刚刚失败的努力我不知道哪一天石头还屹立山顶，但是我知道石头不会自己爬上山。

威尔逊选胜回答的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

我当时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

我愿用杰弗逊的一句话，结束这篇短文：“我在神坛前盟过誓，我将永远与任何加诸人类思想的暴政为敌！”（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

宋代以下，中国是在东亚多国多文化体制中的一员，根本已不可能自诩为“天下国家；于是，中国的天朝意识自是虚骄的自欺，华夷文野之辨实即发展为类似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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