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起时光的红叶（一个老编辑的一生的工作经历）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分为三小辑：第一辑是作者用散文的笔法，记录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工作经验、所悟所想。配有部分图片，有资料价值；第二辑是作者发表在各报刊上的报告文学、人物专访《瀚海遗珠》及散文《游泰姬陵》、《灯河》、《呵，井冈山》、《家·迁·变》、《四月江北行》、《鲜花伴你远行》等；第三辑“瞬间”是摄影作品辑，精选了作为摄影爱好者拍摄的摄影作品。本书图文并茂，记录了一个老编辑所走过的人生之路。

序一

读高远的书-苏明慈______ 001

序二

志存高远慰生平-李林栋______ 005

序三

写在《捡起时光的红叶》出版之际-周 明______ 007

第一辑｜自 述

小时候______ 003

红领巾三人行______ 007

中学文艺时光______ 011

当小记者______ 015

与周总理握手______ 017

初入农村______ 020

华北油田______ 022

一辆自行车______ 024

乘风破浪海上行______ 026

一把小提琴______ 028

加入《人民文学》______ 030

职业新契机______ 032

生活新篇章______ 034

第二辑｜笔 下

第三种生存状态______ 039

一个“怪人”的崛起______ 066

一个不该陌生的名字______ 083

深深的海洋______ 087

牙雕春秋______ 110

一步一个脚印______ 129

把生命融于艺术之中______ 138

演员于蓝的第三高度______ 153

演反派角色大有可为______ 164

两位老人在悉尼创办华语儿童剧院______ 174

耄耋之年·独脚再展自驾风______ 180

面对心的呼唤______ 187

耄耋之年写大同______ 190

悠悠故土情______ 195

于光远与家里顿大学迷你教授______ 198

企业家投身到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______ 201

雕虫小技怡身心______ 209

国道·魂桥______ 212

一个黄褐色的谜______ 216

“绿色通道”铺向世界屋脊______ 221

托起爱的方舟______ 226

在印度三次乘火车的经历______ 232

瀚海遗珠______ 241

灯河______ 249

呵，井冈山______ 254

我和女儿的两个梦______ 258

鲜花伴你远行______ 260

住院杂记______ 264

中老年迪斯科______ 270

香港，一个充满生机的小圆圈圈______ 272

塞上奇观______ 275

京西有个爨底下______ 279

四月江北行______ 284

虎跳峡，我心中的大峡谷______ 289

做客草原______ 292

天路与圣泉______ 296

学生时期习作（三篇）______ 299

第三辑｜瞬 间——摄影作品

垛田行舟-（浙江）______ 309

长安街上中国结-（北京）______ 309

火树银花-（河北）______ 310

冬至之光-（颐和园）______ 310

“空”留痕-（山西悬空寺）______ 311

琉璃之光-（印度）______ 311

鹰击尼加拉瓜-（美国）______ 312

夏宫花园-（圣彼得堡）______ 312

心之谷-（美国圣多纳）______ 313

水墨荷竹-（北京）______ 314

高远，辽宁沈阳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作协退休干部，先后在文化部、《环球企业家》《人民文学》等担任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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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自述

我原名叫高振运，现名高远。为什么要改名呢？是这样的——我爸爸给我起名时，是繁体字时代，运字写法是在“之针”上载着軍字，后流行用简化字，就变成“之针”上驮着云字，与简化字的远字，非常接近，不经意间，一些人就叫我高振远。久之，我干脆将讹就讹，还把振字也省掉，就叫高远，意义也更积极。没有料到，事情总有两面性。后来发现叫高远的人，男女老幼都有，同名不少。这是在60年代那动乱岁月干的蠢事，可也不好再改了。

亲爱的朋友，我就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也犯这种平平常常的错误。我虽不是魔术师，但也能变幻出一座多彩的虚拟隧道。我来当导游，带你看下去。

这虚拟隧道分连续三段：第一段“自述”是以作者经历流（一些偶然和必然）为素材，锻造出时间板块（从红领巾到文学编辑，最后成耄耋老人）修筑起来；接下来第二段“笔下”，是用笔尖流淌出的人和事为素材，锻造出生活板块构筑起来；第三段“瞬间”，是相机镜头捕捉到的景和物。

好了，朋友，睁大你的眼睛，运用你的心灵，感受其中的奥妙吧。

小时候

我1938年4月18日生在沈阳市府广场附近的浩然里100号，小时候最喜欢晚上大人带我到广场，看车来车往的灯光，听叮叮当当“磨电”（有轨电车）响。懂事和活动是搬到北关区大北横街傅家花园胡同46号。一进院大门，迎面便是座假山，由花岗岩摞起，形成一座影壁。

这里北边有八王寺汽水厂，厂附近有个很大的坑，坑内满是污水，既不能喝也不能游泳，是环保之害，但却是冬季天然冰场。大人小孩都在这里溜冰玩。大多数买不起冰鞋，而是自制的“冰滑子”（一块和鞋大小的厚木板，再镶上根“豆条”），在冰上滑得自由自在，乐趣尽兴。如今大水泡子早已填平。

我读的天后宫小学，从前是所庙宇。我爸爸有两张过去学校老师与学生合影的照片，一张是在天后宫寝殿前，上方悬挂一匾额，上书“海不扬波”，另一张是在院墙外有烧香炉（图1-1及图1-2）。西院还有座高高的大戏台，台面比二层楼还高。院子很大，自然成了学校的操场，场子四周有高高的白杨树，落到地上的杨树叶子，有小手心那么大，叶柄很长很结实，我们小孩捡起这种大叶子“咬狗”玩（每人各拿一个带叶柄的大叶子，相互用力较劲，看谁把对方叶柄拉断，谁就赢了）。

后来学校搬迁到横街原李知县府，还叫天后宫小学。我们小学毕业一直在这里。再后来学校改名为横街小学。

小时候东北是日伪“满洲国”，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无条件投降。那时爱画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一种强国的兴奋感。不久，苏联红军来到东北，苏军撤出后，国民党来了。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我赶上个旧社会的尾巴，习惯的叫法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一上学就是二年级——第一天走进一年级教室，看见都是陌生新面孔，回家我就跟爸爸说，我要跟常来咱家的同学在一班（爸爸在那学校当老师，有些同学常来我家），第二天我就成了二年级的插班生。尽管开始有些功课还吃力，慢慢也赶了上去，后来是中上等，再后就进入前列。

爸爸高胜善（图2）直接管我的事，记得就这一回。他非常安分守己，在小学教地理多年，有人要他到中学去他却不肯动。图3是母亲赵凤臣和我们三个孩子合影：母亲居中，左起是哥哥高振大，中间是我，右边是姐姐高振凤。哥哥是中学教师，姐姐那时是小学教师，后来也是中学教师，可以说是个教师之家吧，事业上兢兢业业，生活上和谐融洽是家里的氛围。除夕夜，全家一起包饺子，一年能吃上白面饺子，那是可数的。妈妈是主力，我只管做剂子传给妈妈擀皮儿，然后大家齐动手包。吃饭之前，我们三人要给爸妈拜年，我和哥哥是磕头，姐姐行鞠躬，我也要给哥哥姐姐行鞠躬拜。

那时学生都带名签，我的照片是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时拍的（图4），上边一长条，左侧方形图案，红底黄五星，是图书管理员的标识。学校发动学生家长，将自家的图书借给学校，办起图书馆。每本书后盖有图章写明书的主人。就是在读了一本“开明少年文库”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后，我也产生要做科学家的念头，这成了少年时代的梦幻。平时也常动手，鼓捣点小玩意儿，成为一种乐趣。比如自己装矿石收音机，后来竟又做起照相机，父亲把他用过的老花镜交给我当镜头用。

上小学跳级二年级，好像捡了一年，可到高小毕业时又退回一年。那时学校是春季始业，到我们六年级毕业时又改成秋季始业。我们班有八名男生获得保送升初中的资格，学校的白清泉老师带着我们八人到三中去报到，却遭到拒绝。人家说他们是女校，但事先问过教育局，说可以收男生。为此，我们八人联名给市教育局长邵凯写信，也没结果。一来二去，又错过升学时间，只好继续再读小学六年级。

红领巾三人行

1950年6月27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高兴戴上红领巾（我现在还保留着队籍表和红领巾）。

全校第一次过大队日活动，是到沈阳北陵去游玩。出发时，大家排着整齐队伍，辅导员站在队前，领着大家呼口号：“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大家群情激动齐声回应：“时刻准备着！”热烈庄严。到陵园内，先听讲解，集体参观，然后各小队分散活动：采标本、扑昆虫、玩游戏……活动中注意不损坏公物。返程途中，忽然天降雨，辅导员跟大家说：“不要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心爱的红领巾受潮，好像无声的号令，大家都先后快速把红领巾摘下来，叠好，藏进书包或衣服里。这个队日活动过去六七十年了，我依然记忆鲜明。我的作文就写了这次活动，随后又将这篇文章寄到儿童刊物《新儿童》（图5），成了我第一次得到公开发表的习作。

我们那一代，从小就在心里树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为人生政治上三大追求。

我们三人都喜欢看书，写小文章，并且1950年都在天津《新儿童》半月刊上发表习作，王实的《我们这样过寒假》，孙宗禹的《夜行军》，我的《爱护红领巾》。这成了珍贵的记忆。

照片（图6）上的三人胸前都佩戴着红领巾，是我和小学同班好友（现在叫“发小”）王实（中）、孙宗禹（右），我居左，于1951年春节的合影。

1951年我们（我和王实、孙宗禹）写了一个广播剧《高兴为了啥？》到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儿童时间”演出，我们就是演员，事先“儿童时间”节目主持人鲍丽大姐看预演时，进行了指导。演出后还给了报酬，就用这钱，三个人到照相馆拍了合照。

我那篇原稿上，由于姓氏写得潦草，发表时，“高”字印成了“马”。后来，杂志社来信告知，已在给银行的稿费单上改正过来。（见图7）

我们还都是沈阳《好孩子》杂志的通讯员，从此开始了与“编辑”大朋友交往的漫长之路。没想到，后来，编辑竟成了我和王实的终身职业。他在辽宁少儿出版社编审退休。孙宗禹由于家庭变故，小学毕业后直接进了工厂工作，他的文学潜质没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惜了。

那时，我们不仅读为少儿写的书，也看热门流行书。为了看《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我常跑沈阳市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开始进辽宁图书馆时，楼门窗口有人专门发牌准入，有一次看我和发小李锡厚个子矮，嫌我们年龄小，把我们阻挡在大门外。我们以后再过窗口时，为了显个子高年龄大，有意踮起脚跟，就顺利混进去。后来，在辽宁图书馆和沈阳市图书馆都办了图书阅览证，进门时亮一下就通过，但也只能在馆内阅览，不能外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我们红领巾小队响应号召，也搞了拥军优属活动。我家邻居赵大姨的大儿子报名参军，她就成了军属。年关临近，我们第一次到她家，帮助做卫生——扫地、擦玻璃，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二次是春节前夕，去拜年，我们每个人都给赵大姨鞠躬拜年，她穿着新衣服，喜气洋洋，乐得合不上嘴。

中学文艺时光

1953年1月我在沈阳市第六中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当时团总支组织委员郭恩泽（现名郭大森）、李舜英找我在团总支办公室谈话，正式通知我批准事宜。

沈阳市第六中学位于万泉公园（俗称小河沿）附近，从我家到学校约10多里远，一般走路去上学，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紧时，偶尔也坐一段（3站）磨电车（有轨电车）。每天和我一起上学的是发小李锡厚，两家院在胡同里对门。8点上课，半个小时之前一定要出发，早饭就要在此之前吃完。两人谁先吃完谁就去叫另一位，有几次，我去叫时，他还没吃，就背起书包跟我走。这种情况我妈妈知道后，就分析说，他是继母，人家要管一大家子，不愿为他单独早做饭，不如叫他来咱家吃，每顿加一把面条、一点米就够了，我当然同意。就去跟他说了，开始他还不好意思，架不住我反复说，最终同意了。这样，每天我妈妈做好面条，盛好两碗，我就去叫他来，一起吃，饭后一起走。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光。儿时这段情趣，忆起就很感激妈妈的热心。

后来还知道，这所学校竟也是周恩来总理1910—1913年就学的“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在这里周总理当年就立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愿。如今这里已专设“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遗址”展览馆。周总理白色立式雕像就在我们读书的两栋二层楼前（图8）。

入团后，我学习更努力，兴趣依然广，除体育（体弱多病）外，门门5分（优秀）。

1953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节目举办的《我的朋友》征文中，选中我的文章《学校是我们的第二个家》（我是10名中的第6名，见图9），这更鼓舞起我的写作热情。

从小学起我一直都是合唱队员，在六中的歌咏比赛时，我还被聘为评委（图10）。看了瞿希贤的《歌曲作法简明教程》，做了几个练习之后，甚至产生我也可以当作曲家的幻想。1954年沈阳东北音乐专科学校附中招生，我就去报名考试，最后虽然没被录取，但被推荐进新建的北京艺术师范学校，因年小体弱，家里不同意，我也就没去。

1954年我收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复信（图11），介绍苏联中学生寒假生活。信里还寄来好多莫斯科的风光照片。至于我的信是怎么寄去的，不太记得了，可能是广播电台转去的。我从小学就是收听小组的积极分子。

当小记者

1957年沈阳市中学师范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我们在采访沈阳体育学院的朱玉德教练（图12），照片上左是朱玉德教练，右与朱教练对讲采访的是我，中间是同来采访的庄凤舞，我俩是同班同学，被聘为大会《简报》记者，现场采访后，赶写出稿子，然后，将这篇稿子和其他记者的稿件，统筹编排，打印出《简报》。这可算是业余记者的第一次体验。

到大学之后，在国棉一厂劳动时，我又当了一回编辑记者，为我们的《战斗小报》编写了几期。把劳动中同学的感受，还有表扬总结等等，有别人写的，也有我写的，集中起来，安排到版面上。那是当业余编辑的又一次实习体验。

在沈阳26中学时，我还利用早自习时间，征得领导同意，给全校作过一次共青团团史旳广播宣讲。事先收集有关资料，认真学习撰写好讲稿。当时各教室都装有广播喇叭，是为学校广播通知事项等用。

我当时是学校团总支宣传委员，和管理这套设备的同学个人关系也不错，就顺利搞了这次活动。

（图13）我2005年回故乡，母校大楼依旧，只是门前扩成大马路，环境变化真大，西边还修了立交桥。

与周总理握手

这张照片曾在北京某照相馆墙上悬挂。1959年我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1961年暑假返校，一天，同学董学诚、张善明突发奇兴，拉我当一次模特，来到首都照相社，让我穿上铁路工装，戴上工帽，他俩像导演摆弄演员，指使我这样那样摆姿势，装模作样，拍成这个样子，照相馆可能还满意，就当样片作广告挂起来了。（图14）

我进大学时，团徽已正式发布。从此，每天在我的左胸前佩戴起金光闪闪的团徽，感到很自豪，并且还是团支委，当然各方面都努力表现得更好些。

1960年4月2日是院庆10周年，上午在四楼礼堂开大会，陈毅副总理光临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晚上周总理莅临，怎么也想不到，我竟然有幸与敬爱的周总理握了手——当时，我站在一楼楼梯口台阶前担任保安工作。领导事先一再强调保安工作的重要，并嘱咐不能要求和总理握手。周总理来了，进入楼内直奔楼梯而来，很快到了我面前，我的双眼对总理行注目礼，并轻声说：“周总理好！”周总理非常善解人意，朝我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我连忙激动地伸手迎上去，紧紧握了一下，感到总理的大手温柔而有力，一股热流立刻从手心传来。每当回忆起那一刻，彼时的幸福之感，终生不忘。

大学还有不少难忘的记忆。一次新年晚会上，我班男生登台演唱俄语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列宁山》。事先主要由我负责排练，当然离不开教俄语的姜丽老师辅导。登台那天，还得到表演系高年级同学帮我们化妆：深眼窝、高鼻梁，更像外国青年。

说起俄语，还要啰唆点。我从中学到大学，都学俄语，俄语字母P发音难度大，我的发音准确流畅，受到老师注意，从中学到大学都是课代表。课下我还和本班的闫润木拿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俄文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到姜丽老师家请她辅导，她从不拒绝。我还尝试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译文《鹅变成了哨兵》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1962年第5期（图15，笔名高良），就是初试成果，自然也得到姜丽老师帮助校正。发表前，编辑部跟我要俄文原件，我回信告之，已随译文同寄。他们找不到便以“译写”含混过去。

我们学院的培养目标，是话剧为主的有关专业人员。我们系专业课程也是围绕这个设置。为增加戏曲知识，9名同学组织起业余小组，系里祝肇年老师定期来讲《西厢记》（图16，后排中间是作者）。

在学院更深的一次记忆是，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欧阳予倩老院长扫墓。1963年9月欧阳予倩老院长逝世一周年，戏文系师生和院领导李伯钊、罗光达副院长在墓前集体留影为念。（图17，一排左五为作者）

初入农村

1964年3—5月，走出教室，到河北白涧公社莘庄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我和秦学人、郭昕、曹燕柳四人一组，触摸社会，接触实际。除了参加运动，我们也发挥自己的特长，辅导当地文化活动，建立了一个临时小广播站。夜幕降临，男女俩青年站上碾盘，拿起纸喇叭筒，开始读报。我们四人也到现场，帮助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图18，读报员旁白衣服者为作者）。

1964年5月27日晨，我们告别白涧，系里石丁主任等前来接回，师生与乡亲们惜别前合影留念（图19，站立者右五白衣者为石丁主任；前排站立者左二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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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编辑的一生的工作经历

前言

读高远的书

高远比我大整整十个月——这还是这次他让我给他的大作写“序”时才发现的。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一直把他当作可以与我画等号的同龄人。

说聪明，我们俩都不傻，在工作岗位上都能够独当一面，很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甚至都不缺少别具一格的创造精神。

说幼稚，我们俩都到了耄耋之年，都也至今保留着某种童心，有时甚至对人、对社会的观察，仍然带着儿童式的“纯真”与朦胧。世界在我们的眼里，至今仍是那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就像他这本书的书名，《捡起时光的红叶》——多么充满童趣呀！虽然也完全符合耄耋老人的心理。

说起来，我们俩还真的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当年，我们俩同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时，曾有个共同的绰号：“托”。他被叫作“高托”；我被叫做“苏托”。这个“托”不是“拖拉”的“托”，而是“托拉斯”的“托”。因为我们在“文革”初期，曾被当时的“革委会”安排负责整理单位里每天贴出的大字报。那时的大字报还不是贴在墙上，而是挂在礼堂里横着拉起来的一排排绳子上。我们俩负责每天傍晚要把挂出来的大字报收起来，整理好，叠放整齐，空出绳子，让给新的大字报。于是我们俩就被戏称为“报业托拉斯”——高“托拉斯”、苏“托拉斯”……这个差事很对我们的胃口，干这件事反映了我们俩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类似的特点：都像是走进文科大厦的“理科男”——办起事来，比较喜欢“丁是丁，卯是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

但很快，我们的规矩方圆就都被打破了：大字报已经被刷到墙上，“革委会”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此后，我们都下了干校（文化部怀来——宝坻——静海“五七干校”）。再后，我们两家成了邻居（西堂子胡同1号）。

再后，我们俩各自从“五七干校”走进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他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社；我当了几年老师，然后走进与他在同一栋楼的中国戏剧出版社（就是当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那栋楼——北京东四八条52号）。

这真的像是历史同我们开的一个玩笑：从同一栋楼出发，“斗批散”十年之后居然回到了同一栋楼里。我们之间有缘。所以他非要我给他的书写序。

为了写这篇序，我把书稿反复读了两遍。这才发现：我还真的并不能与他“画等号”。本来，我觉得他像我一样，很平凡。但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发现他颇不凡。他真有他独特的目光和思维，我岂能与他“画等号”呢？

他那广泛的“兴趣”，他对人对事那深入地了解和剖析，他那三维乃至四维的角度去观察和解释世界的能力，他那样的想象力，在山川中听到音乐，在大地上看到古今，我佩服。

他关注各种人。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古稀耄耋的老头老太太；从工人、农民到艺术家、学者、政府官员；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而且凡是他关注的人和事，他都会找到其中最独特的地方，深深地挖到根上。

我们看到一位退休的护士，被他写得活灵活现，深入“灵魂”。让我们从中看到这位老人为什么能够得到“南丁格尔奖”（《第三种生存状态》）。

许多著名演员和导演，被他记述之后，能看到每一位的独特成长经历和独特的个性——从生活到艺术，为什么他（她）会是他（她）而不是别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导演——水华》）。

50年代，谢添接受了为苏联喜剧片《我们好像见过面》华语配音，片中一人配24个角色，观众被他不同音调、音型、音色所征服迷痴，显示他平日摸索模仿方言积下的硬功夫。

他的人物介绍，常有“特殊”的角度和对象：从幼儿园的小宝宝映射出社会科学的大学者的心灵与思想（《于光远与家里蹲大学迷你教授》）。

从其独特的自身经历刻画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副市长（《一个“怪人”的崛起——记副市长王宏烈》）、从一座大理石雕像引出来一位令人敬仰的人物（《汉斯，一个不该陌生的名字》）、从中规中矩的采访国家领导人而给我们的当代企业家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企业家，投身到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

我们往往能从他展示给我们的一些独特的“犄角旮旯”，看到关系着我们国家的过去与未来的宏伟画卷；在“道听途说”的片段中看到文明与愚昧的历史性搏斗（《国道·魂桥》）；在莽莽戈壁上，让我们看到祖国的伟大现实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建设华章（《一个黄褐色的迷》《“绿色通道”——铺向世界屋脊》《瀚海遗珠》）……

我们在他的笔下看到，牙雕和微雕艺术都登上了大雅之堂；书法和诗句都成为唱歌的对象；旅游者的“轨迹”可以成为祖国这片“大海棠叶”充满活性的叶脉，“黄褐色”的青藏高原能够奏响一代又一代雄浑的建设乐章……他抒写的人都是有血有肉、充满爱心的活人（《面对心的呼唤》《托起爱的方舟》《悠悠故土情》）。他所描绘的爱情能让人心灵颤抖（《深深的海洋》）。

他走过的地方，会在他的笔下成为犹如亲历的宝贵感受。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是个旅游爱好者，但对于许多我曾到过的地方，却没有他那样丰富多彩的感受和理解，乃至想象。《托起爱的方舟——游泰姬陵》《在印度三次乘火车的经历》《瀚海遗珠》《灯河》《呵，井冈山》《塞上奇观》《京西有个爨底下》《四月江北行》《虎跳峡——我心中的大峡谷》《做客草原》……

书里还有许多篇章，记录了他自己的生活与经历，交往与情感。那更是他独有的珍贵记忆。读来，能够看到一位跨越了上个世纪40年代到当前——21世纪20年代的老人独特的经历和思想、情感。这是应该留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里面的一滴晶莹透明的水珠。谁说不宝贵呢？

但，最终我还是印证了我给他概括的一个特点：“走进文艺殿堂的理科男”，写起文章来丁是丁卯是卯，规规矩矩，认真负责。有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对采访对象“死缠烂打”“刨根问底”的痕迹，有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反复修改的痕迹……

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脚踏实地的准确。这是这本《捡起时光的红叶》中每片叶子闪耀着的色彩。

这篇《序》交稿了，我准备开始第三遍读这本书……

苏明慈

志存高远慰生平

——为高远先生大作序

高远先生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好兄长。因此，当他“快递”来一卷书稿嘱为之作序时，不敢推辞，也不能推辞。

的确，如他书中所说，“1993年一次作协干部学习班，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李林栋和我同一宿舍，他正在为新创办刊物《环球企业家》招兵买马，动员我。就这么偶然我就去了。继续干编辑工作，封了个副主编”——从此，我们俩日常工作、生活在同一办公室，大约共度了十多年的办刊时光。或者也可以说，我俩为新兴的“中国企业家”走向“环球”共同奋斗过。当时的艰辛与欢乐，当然全铸就在这一篇“章”，自当义不容辞。

回想起来，高远先生首先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名副其实。细读这卷书稿，我更认准了这一点。他打小为文，一生热爱编辑和写作，并且极其相称。早在沈阳上小学和中学时，他便积极向报刊、电台投稿，并且先后有“作品”发表于天津《新儿童》（半月刊）、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儿童时间”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征文等处。其后，如愿考入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后又如愿进入刚复刊的《人民文学》。从此，开始了他作为职业编辑“为他人做嫁衣”的一生。在供职《人民文学》期间，他不但光荣入党，而且其责编的多篇报告文学获奖。他本人也因之荣获“优秀责编奖”。在供职《环球企业家》期间，他始终兢兢业业，尽职尽守，也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

高远先生不仅是个优秀的编辑，而且是个在编辑之余努力写作的作家。除其早年即有了很多“少作”见诸各种报刊外，后来其写作报告文学、人物专访、各种散文，甚至翻译作品持续不断，虽未为大抗，却也能为时代播撒出一长串文学明珠。如采访作家萧乾、文洁若夫妇，电影导演水华及演员于兰、谢添等，采访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等的人物小品或大块文章都明见功力。其写作的报告文学《瀚海遗珠》及散文《游泰姬陵》《灯河》《呵，井冈山》《家·迁·

变》《四月江北行》《鲜花伴你远行》等等，也都给人留下文丰意挚、独其所能的美好印象。

高远先生不仅为编，为文，华才独具。在家庭中，他也是一个好夫君，好父亲，这一点在编辑部所有人的心目中，看法都是一致的，而且常常为大家所称道。记得他夫人后来身体欠佳，行动不便，他精心照料多年，从无怨言。甚至其夫人过世后，他还能常年服侍老岳父，并坚持其幸福老年，直至送终，这其实非常难能可贵，并非人皆能为的。他对自己的女儿也是珍爱有加，培育有方，终至女儿能毕业于北大名校，并曾赴美留学，如今已是专业有成的一位成才之人，孰令闻之者艳羡。

最后，祝贺老朋友高远先生这卷心血之作顺利出版，并祝愿其花开市场，香飘久远。

李林栋

2022年非常年末

写在《捡起时光的红叶》出版之际

文学老前辈巴金曾说过，我们的文学编辑不是不能写、不会写，而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到工作上。而他们所写出的好作品，也受到读者的欢迎。高远同志在《人民文学》《环球企业家》工作几十年，现将他自己写的作品挑选集结，奉献给读者，可喜可贺。

书籍介绍

本书分为三小辑：第一辑是作者用散文的笔法，记录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工作经验、所悟所想。配有部分图片，有资料价值；第二辑是作者发表在各报刊上的报告文学、人物专访《瀚海遗珠》及散文《游泰姬陵》、《灯河》、《呵，井冈山》、《家·迁·变》、《四月江北行》、《鲜花伴你远行》等；第三辑“瞬间”是摄影作品辑，精选了作为摄影爱好者拍摄的摄影作品。本书图文并茂，记录了一个老编辑所走过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