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十年典藏版套装）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跌荡一百年》是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上卷叙述1870～193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下卷重新梳理了1938—1977年的中国企业史和商业变革。作者按照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之前40年的中国商业史。作者试图在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寻中国商业人物和企业的成长基因、精神素质以及发展脉搏。在悠长的历史宽度中如何审视中国的商业发展？在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上）

前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部 1870—1910 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1870 未死将生的时刻

【企业史人物】 太保赫德

1875 买办救国

【企业史人物】 买办世家

1884 盛宣怀夺权

1894 状元办厂

【企业史人物】 一代“商父”

1900 国变中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 北方一周

1905 立宪急先锋

第二部 1911—1927 的“黄金年代”

1911 在革命的炮火中

【企业史人物】 百货四子

1915 作为抵抗的商业

【企业史人物】 棉花天王

1919 广场背后的人

1924 工商决裂

1927 悲剧之月

【企业史人物】 菊生印书

第三部 1928－1937 国家主义的回归

1929 商人的抗争

1932 救亡的经济

【企业史人物】费的眼睛

1935 大收编

【企业史人物】 嘉庚助学

1937 沉船与拯救

【企业史人物】 南洋兄弟

人物索引

（下）

第四部 1938－1948：抗战与挣扎

1938年 怪乱的“孤岛”

【企业史人物】江村经济

1941年 大后方

【企业史人物】李氏难题

1944年 此消彼长的中国

【企业史人物】定县实验

1945年 接收之乱

【企业史人物】

1948年 后的“打虎”

第五部 1949－1958：沸腾的开局

1949年 两陈驯沪

【企业史人物】相纸之父

1950年 改造的浪潮

【企业史人物】英东“走私”

1953年 “156工程”

【企业史人物】工厂798

1956年 “绝种”

1958年 赶英超美

第六部 1959－1977：以“革命”的名义

1959年 苦难的三年

【企业史人物】单干专家

1964年 秘密的三线

1966年 造反与浩劫

1972年 后的冰期

1976年 转折的前夜

【致谢】

人物索引

声明

吴晓波

知名财经作家，巴九灵新媒体、蓝狮子财经出版创始人，常年从事中国企业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败局I》和《大败局II》、《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广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经典畅销书，著作两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2014年在微信、爱奇艺等内容平台开设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超过300万，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个人财经类自媒体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马拉雅FM推出付费音频会员服务“每天听见吴晓波”，现已有超过40万付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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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清帝国声望隆、权势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

　　在过去的16年里，曾国藩靠团练湘军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国（1851-1864），将一个看上去即将覆灭的帝国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同治中兴”。上年，他由两江总督调任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可谓圣眷正隆。但是，进入中央枢纽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根烂叶败，国政匡废，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他对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到处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尽管它也时常被战争、饥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扰，不过，却始终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从容。辽阔的疆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它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恐慌、破败和孤立。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次年，英国舰队攻击广州，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中英开战之时，国人对英人了解之偏缺让人咂舌。中方主将林则徐认定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来就”一仆不能复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代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举国“开化”的官员，以此“知彼”，焉能不败？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在一艘叫做“皋华丽”号的英舰上签署，清廷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并赔偿巨款。从这个原本称为“万年条约”的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个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国突然变得无比的惊惶和不自信。

　　1872年3月20日，曾国藩在抑郁中病逝。半年后的9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旧金山来电”，报道批中国政府派送的留学生坐船到了美国。新闻称：“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这条快电有两个小小的错误，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许因为他们留着辫子，所以实在很难进行辨认。其次，他们也不是经过精心选拔的、秀的中国少年，30人中有24个来自广东，其中更有多名都来自香山乡村。事实上，负责选拔事务的官员根本找不到愿意让孩子远渡重洋去留学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强凑到了一些贫穷子弟。临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亲都要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押签字。在这些学生中，日后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开放事件，就好比整整106年后，当再度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也在时间向美国派出了批留学生。

　　曾国藩没有亲眼看到帝国的崩溃。不过，在生命的后几年里，这位才智卓越的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比击溃太平天国更具有长远意义的事情-他和他的同党们试图让暮霭中的国家重新振奋起来。向美国委派留学生就是他临终前后批准的计划之一。这是一项更为庞大的复兴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工程日后被称为“洋务运动”，它便是中国近代企业的起源。

　　洋务运动的启灶，先是与镇压各地民变的军事活动有关。早在1855年，起兵不久的曾国藩就在江西设立了小型兵工厂，1861年，又在安徽安庆建了兵工厂和船坞。1862年，他从官库中调出6.8万两现银交给35岁的容闳，派遣他前往美国购买建造兵工厂所需设备。容闳出生于澳门附近的贫穷家庭，少年时被教会学校送进著名的耶鲁大学读书，是个毕业于美国高校的中国人。他赴美期间途经正在修建中的苏伊士大运河，预感世界将被打通。

　　1864年5月，曾国藩得力的助手、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此议不但提出要学习西方，还试图修改千年科举制度的取士标准，在当时十分惊世骇俗。

　　1865年，中国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号建造成功。同年，苏淞太道道员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李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在9月20日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详细说明开办此厂的重要性。他认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且现在制造的机器是为军事所用，日后一定运用普及，“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他甚至预言道，“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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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权不稳定的前提下，财富的持续性积累是不可能的，工商经济成为一种被动性工具，企业家将从此“隐身”为一个不再重要、缺乏话语能力的群体。

自李鸿章、盛宣怀办洋务以来，官商身份纠缠，国事私事不分，一直是众所周知的积弊，这也是中国改革常常变形和倒退的重要根源之一。傅斯年等人“打孔”，大多在人格和道德上展开，却很少有人从制度层面上进行反思并加以杜绝。唯有像陈嘉庚这种在英美制度下熏陶日久的人，才会深及于此。可惜的是，百年以来，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坚决的杜绝。

对全球经济而言，战后最重要的事件有两件。

第一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确立。早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同盟国就开始讨论战后经济重建的命题，7月，44个国家的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战后的1945年12月底，22个国家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个协定最重要的结论是确立了美元与黄金的对价关系，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从此，美元代替英镑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也是“美金”这个名词的由来。此外，成立了三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们就是日后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定组织，其中，前两个机构的总部均在美国纽约。战败的德国被分裂成联邦德国、民主德国36，日本则从废墟中重新起步，这两个国家将在30年后重新回到世界经济强国的序列之中。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的提出和实施。这个战后最大的经济重建计划启动于1947年7月，美国以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向西欧各国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这个计划既拉动了欧洲的复兴，又让美国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以武器制造为目标的重工业产业得以向民用领域转型。“马歇尔计划”还消除，或者说减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因此也被认为是促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国式的贪腐行为中存在两种模式，即“非法性贪腐”与“合法性贪腐”，后者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因而更隐蔽，并对国家机器构成更大的危害。

以坚忍和温顺出名的中国农民从来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支撑者，他们在正常的年景里贡献廉价的农产品，一旦发生危机广袤的农村就成为成本最低的“泄洪区”，这种情景在日后将一再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工商经济的成长从来就在吃“农民的红利”，城里人亏欠农民的实在太多。

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发起以来，因官库拮据而不得不借重民间资本。经营人才的匮乏也使得职业经理人制度得以尝试，特别是买办阶层的积极参与，让洋务企业呈现出兴盛景象。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保险业等，出现了众多“中国第一”的新兴企业，铁路、电报等基础工业设施也得到了启动。可是，在气象初显之后，政治家与企业家阶层发生了制度和理念上的冲突，最终，以盛宣怀掌权招商局为标志，坚持国营体制的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美国华裔学者郝延平将此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他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评论说：“1884年以后，不幸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紧紧掌握了官督商办企业（它们是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先锋），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官僚主义开始比企业家精神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洋务派在实业创办上不遗余力，而在制度设计上却毫无作为，这与邻国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中国学者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将几乎同时发生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进行了一个精辟的对比：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和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

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日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很可以参照的对象。在过去的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间点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第一个时间点是187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而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工业化的变革——更有意思的是，明治维新的结束时间竟与清帝国的灭亡时间颇为接近。第二个时间点是1945年前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全岛变成一片废墟，而中国也处在“国共和谈”的转折点上，饱经战乱的中国从战争中暂时摆脱，随后前者迅速进入新的经济建设，后者则陷入惨烈的内战。第三个时间点就是我正在写作此书的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所面临的挑战则全然不同。中日国运交错，恩怨如麻，实在耐人寻味。

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启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多年以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的蔑视，他们常常津津乐道地引用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一个论调，伯氏将日本学术蔑称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而很少有人反思，为何日本以“三余”之功竟能成就百年的兴盛，以一撮儿小岛而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

对比中日两国精英阶层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理念差异就很值得反思。与日本的明治改革家们相比，清朝最杰出的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层面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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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中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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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世界上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吴晓波像一个勤奋的论文写作者一样，从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描绘了中国崛起的秘密。

——英国《金融时报》

关于中国企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散布在漫长的历史中。吴晓波花费数年时间，将它们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个人观察组成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在浩如烟海的陈旧信息中，梳理出了历史的脉络。

——《南方周末》

在中国诡谲多变的商业战场里，企业起起落落乃是常态，能经得起时间淬炼的企业必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外人对于中国企业的兴衰常有雾里看花之感。吴晓波的企业史作品无疑替我们开启了一扇门，以一个又一个商业（公司）发展与挣扎的细节，道尽了中国企业所拥有的无限契机，以及在发展道路上的崎岖。

——台湾 《中国时报》

在今天的财经书市上从来不乏企业的传记，但它们总过于和写作对象接近，公正而审视的企业史著作依然匮乏。吴晓波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期待，他笔下的企业史能让读者获得一种冷静的激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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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经济报道》

吴晓波把目光聚集在方兴未艾的企业史上，他笔下寂寞千年的男主角——企业家粉墨登场后，企业史的概念得到了市场认可，而他的作品也成为了草莽英雄传。

——《中国经营报》

吴晓波以一种好奇者的单纯扑入中国历史变革的复杂历程中，适时结合当年的世界“风云”，面对中国遭遇的各种“气候”，把握在各色“风云”和“气候”当中出现的特定情境。他具有相当的人文思辨，往往能回归人性本源进行解构，大浪淘沙，尽收眼底，兴衰成败，皆入囊中。

——《新京报》

前言

总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多、疆域广、中央集权时间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在过去十年里，我将生命中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就在我进行着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之际，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

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为总序。

书籍介绍

《跌荡一百年》是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上卷叙述1870—193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下卷重新梳理了1938—1977年的中国企业史和商业变革。作者按照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之前40年的中国商业史。作者试图在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寻中国商业人物和企业的成长基因、精神素质以及发展脉搏。在悠长的历史宽度中如何审视中国的商业发展？在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