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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位学原理》一书是20世纪语言学的经典著作。作者在书中系统阐述了音位学的基本理论，重点强调了语音的辨义功能和区分功能，指出了语言学发展的新途径。在书中还涉及到了音位学的重要元素及其组成部分，音位体系等。该书所阐述的理论原则上不仅适用于音位学，而且也适用于语言结构的其他领域。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对于研究现代语言学的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绪论1

Ⅰ.音位学和语音学1

Ⅱ.音位学和语音修辞学11

音位学21

序言21

辨义理论23

Ⅰ. 基本概念23

1.

音位（辨义）对立23

2.

音位（辨义）单位·音位·变体25

3.

音位定义28

Ⅱ. 划分音位的规则34

1.

区分音位和变体34

2.

其他语言有关音位的错误论断39

3.

独立音位和音位组合41

4.

在确定其他语言语音的单音位和多音位意义的错误48

Ⅲ. 辨义对立的逻辑划分50

1.

音位内容和音位系统50

2.

对立分类50

3.

相关关系63

4.

相关关系束群65

Ⅳ. 辨义语音对立的音位系统68

1.

前言68

2.

语音的辨义特征分类69

3.

元音特征72

4.

辅音特征98

5.

韵律特征142

6.

异常辨义元素178

Ⅴ. 辨义对立的中和类型180

1.

一般观点180

2.

以上下文为前提的中和类型180

3.

以结构为前提的中和类型185

4.

混合中和类型188

5.

不同类型中和的结果189

Ⅵ. 音位组合190

1.

音位的功能分类190

2.

音位组合的一般规律问题192

3.

音位组合理论方法196

4.

音位的异常组合199

Ⅶ. 音位统计学201

1.

两种计算方法201

2.

以修辞为前提的数量和以结构为前提的数量202

3.

已经提出有关音位频率的阐释205

4.

事实频率和理论频率208

5.

词汇音位统计学210

语音区分或者标界功能理论213

Ⅰ. 前言213

Ⅱ. 音位界标和非音位界标214

Ⅲ. 单一标志和集群标志218

Ⅳ. 积极界标和消极界标225

1.

音位消极界标226

2.

非音位消极集群界标227

Ⅴ. 界标的使用228

术语索引233

特鲁别茨柯依（1890-1938）—俄罗斯著名的语言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欧亚学说的奠基者之一。特鲁别茨柯依的科研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方向：语言学和与欧亚学说有关的文化思想。尤其在语言学方面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音位学理论，成为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精神领袖和斯拉夫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特鲁别茨柯依于身后发表的《音位学原理》一书成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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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Ⅰ. 音位学和语音学

每一次，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说什么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言语行为或者言语。言语永远是具体的，言语与固定地点和时间密切相关。言语要求有说话人（发出者）、听话人（接受者）和言语所涉及的对象。所有三个要素——说话人、听话人及言语对象随着言语行为的替换而发生变化。但是言语行为还要求一个方面：

为了使听话人能够理解说话人，两者都必须熟知同一种语言，语言团体每一个成员意识中的统一语言是发生任何言语行为的前提。与一次性的言语行为不同，语言是共同的、永久的。语言存在于该语言团体所有成员的意识中，是无数个具体言语行为的基础。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语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促进言语行为的实现。语言之所以存在，因为语言与具体言语行为彼此相关。没有具体言语行为就不会有语言。因此，语言和言语相辅相成。它们相互联系，可以视为是同一个现象——言语活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但是，实质上，语言和言语是完全不同的现象，7所以将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现象。

瑞士语言学者索绪尔是个清楚地意识到语言和言语之间差异的学者。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较晚时期文献中，我们只提到Alan. Gardiner的著作，尤其K.Bühler的著作。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言语活动（包括语言和言语）由两方面组成： 能指和所指。因此，言语活动是能指和所指两者的组合和相互联系。

在言语中所指永远是完全具体的陈述，只有作为整体时才有意义。相反，所指在语言中是抽象规则：

句法、成语、词法和词汇。即使在语言中,词语意义也只是抽象规则，概念提要，而在言语中出现的具体意义与此相关。

言语中的能指是具体的语音流——能够听到的物理现象。但什么是语言中的能指？如果语言中的所指是抽象规则，且根据这些规则,全部意义分解为各个有序的组成部分，那么语言中的能指则是一些规则，根据这些规则,规范言语行为的语音方面。

在言语行为中可以表达无限数量的不同具体概念和思想,而语言中的词汇意义数量却是有限的。“掌握”语言的目的,就是借助于语言提供给我们有限的语义和语法手段，表达具体概念和思想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言语所指不同，语言所指是由有限数量的单位组成。同样，语言和言语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体现在能指范围内。8发音运动及与此相对应的,出现在言语中的发音是多种多样的，而构成能指单位的语音规则是有限的、可数的，在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因为语言是由规则或者规范构成，因此是一个系统，或者好说是独立系统的综合体，与言语正好相反。语法范畴构成语法系统，语义范畴构成不同类型的语义系统。所有系统完全是平衡的，各个部分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联系。因此，可以将言语中出现的无限数量的概念和思想与语言系统的元素联系起来。所阐述的内容对于能指而言同样有效。初看起来，言语的语音流是不规范的，是一个语音向另一个语音过渡的序列。与此相反，能指单位在语言中构成了规范系统。只是因为表现在言语行为中语音流的个别元素或者方面可能与这个系统的个别成员相对应，为语音流带来秩序性。

这样一来，语言过程的各个方面纷繁复杂，因此这些方面的研究应当成为一系列独立科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显然，言语活动的所指和能指应当归属于不同学科。确实，“语音论”——换言之，是有关能指各个元素的科学，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成为与“意义论”严格区分开来的语言学一部分。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与言语能指相比，语言能指完全是另一种现象。因此，用两门“语音科学”取代一门是合理的选择，一门是以言语为目标，另一门是以语言为目标。根据两门科学对象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法：

与具体物理现象有关的言语语音理论应当使用自然科学方法，而与此对立的语言语音理论则使用纯语言学方法（广义地说，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方法）。我们将言语语音理论称为“语音学”，语言语音理论称为“音位学”。

学者们并不是立刻就对语音学和音位学进行区分的。J.Winteler似乎是个毫无条件地承认在该语言中存在这样的用于区分词语意义的语音对立。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还有一些不能用于此目的的语音对立。但是，他并没有由此得出相应结论，即语音理论应当分解为两种不同的科学。而J.Winteler的同时代人做出类似结论的可能性就更小。虽然他的书已经引起了关注并且作为严格从语音角度描述方言的次尝试得到了认可，但是他提出的两种类型语音对立并没有引起关注。或许，根本就没有人发现。后来，著名英国语音学者Sweet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但似乎与J.Winteler没有关系。他的学生们捕捉到了这些思想。其中著名的就是O.Jespersen，他特别坚持这样的观点。但应当指出，Sweet本人及其学生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语音对立，完全不考虑这些对立是否用于区分意义。他们采用的方法本身也是自然科学方法。索绪尔懂得了并且清晰地阐述了区分语言和言语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他甚至明白了语言中“能指”的非物质性，但即使是索绪尔也没有确定表达区分言语语音理论和语言语音理论的必要性。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我们只是看到这种思想的暗示。显然，这位日内瓦学派奠基人觉得在语言学中区分言语语音理论和语言语音理论不如区分描写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重要。而且，索绪尔的一些学生，尤其梅耶、巴利和薛施蔼已经非常清晰地划分出“言语语音理论”和“语言语音理论”的界限。10但是，只有Baudouin de Courtenay根据研究对象，即在某一语言团体中作为物理现象或者语音信号，用于告知目的的具体语音，提出了必须划分两种描写语音科学的观点。Baudouin de Courtenay的学生主要是俄罗斯人，还有波兰人（他本人就是波兰人，但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俄罗斯大学里教书。先是在喀山，后来在圣彼得堡）。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谢尔巴和波利万诺夫。他们在深入和普及自己导师有关语言语音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除了狭窄的学生圈，Baudouin de Courtenay的普通语言学思想鲜为人知。因此，没有受到重视。所以，在次世界大战之前，区分两类语言科学的思想在国际语言学界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只是在战后，这个观点得到了普及。在海牙举办的届国际语言学者大会上三个俄罗斯学者（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与Baudouin de Courtenay有关）发表了简短的纲领，清楚准确地阐述了严格区分语音学和音位学的必要性。这就是雅克布逊、卡尔采夫斯基和本文作者。纲领引起了反响，来自不同国家的很多学者都支持这个观点。成立于1926年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这方面尤其积极，并且在海牙大会召开之前已经有不少满腔热忱的新思想拥护者。

1929年，《布拉格语言学派》（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的前两卷已经出版，研究音位学—语言语音理论。一年后，在布拉格举办了音位学大会，9个国家的代表参会。这次大会的报告及与此相关的讨论刊登在《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的第四卷中。在这次大会上决定针对音位学领域的研究创建国际协会。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国家语言学大会上，针对上述意义的音位学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全体会议，结果新科学博得了广大科学界的青睐。如今，国际音位学家协会在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会员。

但是，不应当认为，语音学和音位学区分已经得到全面认可。还有不少学者甚至不认可语言和言语之分。一部分学者的不认可行为是建立在有意识的信仰之上的，与一定的世界观有关（比如，W.Doroszewski）。另一部分学者，这部分人占多数,他们的不认可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懒惰，顽固地否认任何新思想。但是，无论如何，否认语言和言语对立的研究者，不可能认可语音学和上述意义的音位学之间的区别，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还会遇到另外一些研究者，他们承认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别，甚至语音辨义和非辨义之间的对立，但不愿意将音位学和语音学区分开来。而且他们喜欢引用英国学派的古典指南，引用Sweet和O.Jespersen的观点，因为这些学者将音位学和语音学一起研究，但是他们却非常了解语音辨义和非辨义对立。但是类似证据却可以抗衡科学中的任何进步。因为忽略语音学和音位学之间的区别，恰恰是古典语音学资料方法论的不足。这一不足不仅妨碍了语音学发展，也妨碍了音位学发展。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在未来去推广。

但是，人们已经进行严肃的尝试以克服语音学和音位学之间的对立。E.Zwirner认为，如果用被他称之为音位计量代替两类科学的话，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根据他的观点，研究个别的具体言语行为，将其作为自我目标没有意义，也不需要，因为“语言学任何时候都没有将辨识讲某种语言的说话人之间完全清晰的音响区别视为任务”。“实际上，某一个X是对着麦克风说，还是在某一时刻在某一个实验室对口型，对语言学而言完全没有意义。科学与某人在某地某次说过什么毫无关系”。对于E.Zwirner来说，语言只是“规则系统，是由听觉接受且由人类器官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如果属于同一语言团体的说话人和受话人以这些规则为目标，那么它们可以充当相互理解手段的角色。无论是对这些符号的构成，还是对于理解这些符号，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符号的语言特征不是展现在它们是由言语器官构成的。无论在言语过程中，还是在理解过程中，这些符号都是以这些传统规则为目标的”。正如我们所见，E.Zwirner追求将言语活动视为语言。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传承下来并且在语言现状下的固定规则，而不是被理解的独一无二（数不胜数）的这些规则的体现。但是E.Zwirner由此做出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结论：“因为言语器官不可能两次以同样方式完成被继承的语音构成规则，那么从研究这些规则向研究言语的转换过程就已经包含了从语言史向针对这些规则的统计式理解言语变异的转换”。在特殊方法基础上，应当计算出个别语音的平均意值。根据著名的高斯定理，机械性地准确记录的某一语音变体分布在这个平均意值的周围。在这一曲面上以挑剔的眼光检验平均意值，只有这些严格检验的平均意值才具有语言学价值。E.Zwirner是错的： 借助于他的音位计量方法得到的东西并不是说话人在构成和理解语音时依赖的规则，或许，这是另一种意义的规则： 发音规则、实施规则，即言语规则，而不是语言规则。当然，这样的“规则”只能是平均意值，不能将它们与语言意值等同。德语的k在辅音之前与在元音之前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在含有重音元音之前的发音与在非重音之前也不同。而且，k的音色和发音将根据紧接着的前一个元音或者后一个元音的音质发生变化。针对每一个变体可以计算出音位计量的平均意值，根据高斯定理，德语正确发音的每一个变体都是围绕着这个平均意值而展开的。但对于“一般的k”音而言，无法计算出类似的平均意值。在带重音的元音之前，k是送气音（根据自身力度，强度有所不同）。在非重音元音之前，k是非送气音。如果根据送气程度认真地研究所有出现在某一篇章中的k发音，在个别情形下以数的形式表达这个程度，然后计算出送气音的平均意值，那么这个平均意值与任何现实都不对应。乐观一点，这样的平均意值将指的是k在某一篇章中含有重音的元音之间出现的相对频率。如果我们计算出两个不同的平均意值，那么就可以得到单值结果，即对于重音之前的元音k是一个意值，在非重音元音之前的k是另一个意值。但是，“一般的k音”就是说话人遵循的规则，而任何计量和计算都无法发现它。当然，非常希望准确地计算出固定位置的某一个语音的平均的常规发音。毫无疑问，正如E.Zwirner所坚持的那样，使用生理统计学方法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推进。但是，如果认为以此方法能够解决语音学所面临的所有任务则是错误的。以这样的方法解决音位学任务则近乎无的放矢，因为语言是在“度量单位和数字”之外的。语音学的任务不仅局限于音位计量。与E.Zwirner不同，我们将强调，语音学家应当不仅仅对某语言团体具有意义的规则进行研究，而且还应当研究存在于说话人之间的个体差异，言语情景交替引起的个别语音发音变化。并且在这个领域应当找到专门规律。语言学不仅是同语言打交道，而且还涉及言语，言语的整个领域。但是，严格区分语言学的两个对象——语言和言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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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位学原理是》是布拉格语言学派重量级人物H.C．特鲁别茨柯依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该书不仅在布拉格语言学派，甚至在整体意义上的语言学史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在这部著作中，特鲁别茨柯依使用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在活语言事实的基础上确定了音位之间的各种对立关系，发现了各种语言的普遍规律。详细阐述了音位学的相关概念、语言的音位系统、对立类型、相关关系、中和、元音和辅音系统等。该书终结了长期从理论角度探讨音位学的阶段，是*部全面系统性阐述新语言学科的著作，为该学科在科学中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前言

特鲁别茨柯依生平与学术（译者序）

布拉格语言学派又称为功能语言学派，通常被视为现代结构语言学三大流派之一。1926年，在捷克语言学者马铁休斯和斯拉夫语言学者雅科布逊的倡议下，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又称布拉格语言学派）成立。该小组汇集了致力于从结构和功能角度研究斯拉夫语言、日耳曼语言和文学的学者。其中除了马铁休斯、特伦卡、哈弗拉奈克在、瓦海克、穆卡洛夫斯基、斯卡利奇卡、卡瑞耐克等捷克学者之外，还包括了当时在布拉格的雅科布逊、维也纳的特鲁别茨柯依及日内瓦的卡尔采夫斯基三位俄罗斯学者。该学派一方面吸收了索绪尔的某些观点，另一方面接受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谢尔巴、福尔图纳朵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语言学传统，在弘扬俄罗斯语言学思想、发展世界语言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显著特点就是彻底摆脱了盛行于19世纪的新语法学派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克服了新语法学派的原子论，强调语言结构及语言系统中符号的功能。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成员们重视语言外因素的意义和作用，将共时研究语言和历时研究语言有机结合起来，研究语言现象的意义，解决标准语问题等等。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著作详细阐述了研究语言音位学结构的方法，包括音位学主要概念、音位对立类型、以统计学方法描述语言的音位系统等等。

该学派的一个重量级人物特鲁别茨柯依以其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音位学原理》在布拉格语言学派，甚至在整体意义上的语言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在创建20世纪语言学新流派和语言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和后索绪尔时代的主要学者，特鲁别茨柯依在语言学、语言哲学、文化历史、文学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法国著名语言学者梅耶称他为“现代语言学强悍的人物”（Топоров： 2004, 7）。20世纪的语言学巨匠雅克布逊称特鲁别茨柯依是“时代伟大的语言学家，俄罗斯大地上伟大的学者。在词语及词语艺术结构和内部动态科学中的发现与特鲁别茨柯依有直接的关系。他的指导性思想感召了现代世界语言学、诗学和文化人类学”（Неразнак： 1990,148）。特鲁别茨柯依“做出了很多杰出的发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是世界上个尝试构建元音音位分类的语言学者，从而得到了世界语言的元音分类系统。这确实是伟大的、转折性的发现。将其与著名的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相媲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Якобсон： 1998,56）。

特鲁别茨柯依于1890年4月1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维奇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历史学者，同时也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1905年成为莫斯科大学任通过选举产生的校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中，特鲁别茨柯依自幼受到学术氛围的熏陶，对科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13岁起，特鲁别茨柯依已经开始参加莫斯科大学的民族协会的会议，与著名的俄罗斯民俗学者米勒及著名的考古学者库兹涅佐夫保持着学术层面的交往。15岁时就已经在《民族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篇与古芬兰民歌有关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多神教世界观的残余现象。16岁时，特鲁别茨柯依已经搜集了各类有关古亚细亚语言的材料，甚至还编写了勘察加语言词典和语法。

1908年，特鲁别茨柯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的哲学语文学专业。在大学期间，他多次去北高加索考察，研究高加索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民间创作。从大学第三学期开始，特鲁别茨柯依转入了语言文学专业，在福尔图纳朵夫、波尔任斯基、谢普金等名师的指导下，潜心钻研历史比较语言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基础在特鲁别茨柯依的科研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鲁别茨柯依意识到印欧语言学史的比较语言学领域是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他在对比各个学科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语言学是一门拥有真正科学方法的人类科学，而民族学、宗教史、文化史等的方法还处于炼金术发展阶段，因此应当效仿语言学的例子”（Топоров： 2004,46），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研究正确的语言学方法。

1913年，特鲁别茨柯依大学毕业后，为了准备硕士论文，有幸在著名教授В.К.波尔热津斯基的推荐下来到19世纪的语言学发展中心德国莱比锡大学进修学习。在莱比锡大学他多次倾听了新语法学派代表人物雷思琴、勃鲁格曼讲授的课程，参加各种学术讨论，研究梵语等。这一段时间的进修学习，不仅使特鲁别茨柯依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语言学者，更进一步开阔了特鲁别茨柯依的学术视野，为未来学术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特鲁别茨柯依从德国回到俄罗斯，成功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经过努力成为了莫斯科大学的一名编外副教授，独立讲授历史语言学和梵语课程。1915年科学院士沙赫马托夫《古代时期俄语纲要》的出版对于特鲁别茨柯依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终促使特鲁别茨柯依从事俄罗斯学、斯拉夫学的研究。在莫斯科方言学委员会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特鲁别茨柯依针对科学院士沙赫马托夫的这部著作做了题为《恢复共同斯拉夫语方法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特鲁别茨柯依以古典比较语言学和自身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了构建原始语言更完善的方法。报告内容在当时立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顷刻间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学者的关注。

关于这一轰动性的学术事件，特鲁别茨柯依在记述中这样写到：“福尔图纳朵夫学派继承的构拟方法的所有缺点在这本书中显露无疑。这种不完善的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我永远对方法论感兴趣。我针对这本书写了一篇详细的评论并在莫斯科方言学委员会宣读了这篇评论。我的报告引起了爆炸性的效果。因为在这之前，福尔图纳朵夫学派的观点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莫斯科的所有学者都视这个学派的观点为教条和方法论原则。围绕我提出的观点，在莫斯科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老一代语言学者代表坚决反对我的观点并努力捍卫沙赫马托夫的观点，而年轻一代语言学者则站在了我这一方面。我认为，我的报告对于莫斯科的语言学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认为，需要寻找更合适的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构拟的方法并将寻找这种方法视为己任。因为沙赫马托夫这部使我意识到这种方法的不完善性的著作，是以斯拉夫语为研究对象，于是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这些语言。……如今，斯拉夫语言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我决定撰写‘斯拉夫语言原始史’。在这本书中我打算借助于完善的构拟方法展示个别斯拉夫语言如何由原始斯拉夫语发展而来，而原始斯拉夫语如何从印欧语言发展而来的过程。”（Топоров： 2004,16）

从1916年开始，特鲁别茨柯依开始全身心钻研斯拉夫语言学，研究原始斯拉夫语和印欧语及现代斯拉夫语与原始斯拉夫语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他成为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积极参加者。在这里，特鲁别茨柯依不仅研究语言学，而且还与其他学者们一起共同研究神学、民族学、文化史等。

随着革命的来临，特鲁别茨柯依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特鲁别茨柯依因此而中断了在莫斯科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于1917年的夏天离开熟悉的莫斯科生活环境，来到了基斯洛沃茨克。1918年，他开始在罗斯托夫大学一边教课，一边从事语言史的研究、编写词典等。但特鲁别茨柯依对这里恶劣的科研环境感到了厌倦。他在1920年给雅科布逊的信中写道：“总之，我极度渴望科研。在特别紧张的莫斯科科研生活之后，我先是沦落到偏僻的基斯洛沃茨克，接着来到罗斯托夫。虽然那里有一所大学，然而却没有任何的科研生活，没有人可以进行交流。……我无法写作，因为我随身带来的书籍很少，而在罗斯托夫大学图书馆几乎找不到我感兴趣的书籍。但我还是基本上写完了语音学部分，草拟出了形态学部分。”（Якобсон： 2004,23）

1920—1922年间，特鲁别茨柯依不得不离开罗斯托夫，留下了所有的科研手稿和书籍，包括已经开始撰写的论文《构拟原始斯拉夫语产生与衰落的历史》，在保加利亚历史学者，一位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И.Д施史马诺夫的推荐下，来到索菲亚大学任教。特鲁别茨柯依虽然对这里的科研环境还比较满意，但从他写给雅科布逊的信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特鲁别茨柯依在这里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他写道：“我既没有职称，也没有专业论文。因此，在这里除了副教授的微薄工资，我什么也没有。而且，这里至今也没有比较语言学教研室……”(Якобсон： 2004,3)

在索菲亚大学期间，虽然条件有限，特鲁别茨柯依还是积极参与俄罗斯侨民的社会政治活动，出版了与欧亚主义有关的学术论著《欧洲与人类》。特鲁别茨柯依在1921年3月7日写给雅科布逊的信函中阐释了该论著的意义：“在这本专著中主要的内容就是鄙视自我中心主义和他人中心主义，主要要求和可能的出路就是需要在非日耳曼民族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意识中、世界观中进行一场革命。没有这场革命就不可能找到出路。……意识中的这场革命的实质就是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他人中心主义，从主义向相对主义过渡。……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是了不起的人物，所有民族和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这就是我的书对于读者的重要性。”（Якобсон： 2004,13）

除了《欧洲与人类》之外，特鲁别茨柯依在这期间还撰写了大量与欧亚文化相关的论文，包括《论俄罗斯的自我意识》、《成吉思汗的遗产——从东方，而非西方的角度看俄罗斯历史》、《巴比伦塔和语言混合》等等。

自1923年开始，在著名匈牙利语言学者扬吉奇的极力推荐下，特鲁别茨柯依被聘任为维也纳大学编制内教授，接着又出任该大学斯拉夫语文学教研室主任。1923—1938这十五年间特鲁别茨柯依一直在维也纳大学执教，这十五年也是特鲁别茨柯依学术成就的时期。他在这里不仅讲授古斯拉夫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捷克语、波兰语、俄语等课程，还承担了各种语言史、斯拉夫语言比较语法、音位学导论、俄罗斯文学史等教学工作。除此之外，每一个学期还要为学生开设语言讨论课、斯拉夫文学起源课等。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特鲁别茨柯依还撰写了大量涉及各个领域的论文，奠定了一系列语言及文化理论问题的基础，发展了之前还没有确定的一些理论。所以，这十五年的时间也是特鲁别茨柯依忙碌的一个时期。

“特鲁别茨柯依在这个时期的科学活动和成果呈现在同时代人的面前。即使当时没有被理解、评价和接受，在后来，在我们的时代却成为了经典，科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如果从知识领域而言，特鲁别茨柯依在创作领域中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语言学、民间文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问题、政治上。如果从理论思想和问题角度而言，特鲁别茨柯依则将注意力放到了系统、系统的元素和层次、一致性和非一致性、相关特征和非相关性特征、特性的空间、对立概念、类型、中和对立、各个层次之间的联系、空间和时间、地域概念、语言地理学、语言‘相似’（语系、语言同盟、‘大的’语族等）、分化和聚合、语言类型、偶然性和必然性、统计学与概率、语言和文化的联系、语言的潜在性、意义范围（从音位的区分特征一直到文化传统的象征价值）、标准语现象等等方面。如果从语言传统角度，特鲁别茨柯依的创作注意力放在了印欧语、拉丁语、希腊语、伊朗语、突厥语、芬兰乌戈尔语、古亚细亚语上，并且首先是斯拉夫语的各种表现形式——原始斯拉夫语、古斯拉夫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拉巴河沿岸语、俄语、乌克兰语等等。”（Топоров： 2004,18）

1926年以后，随着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立，特鲁别茨柯依积极参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活动，经常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发表演讲。在布拉格语言学派论文集的卷中，发表了特鲁别茨柯依的两篇重要论文：

《元音音位系统的一般理论》和《论形态音位学》，由此奠定了音位学和形态音位学的基础。特鲁别茨柯依提出的对立理论成为了结构语言学的起点。

1935年，特鲁别茨柯依发表了《论种族主义》，高度关注民族独立性问题。在奥地利被法西斯占领后，特鲁别茨柯依受到了法西斯的跟踪监视，各类手稿被没收，特鲁别茨柯依无法接受这种法西斯式的做法，身心受到了重创。本来虚弱的身体，再也无法忍受法西斯的折磨，在1938年6月不幸去世，一生只活了短短的48年。

特鲁别茨柯依的一生可谓是充满坎坷与荆棘，但在学术方面却硕果累累。1963年，维也纳大学斯拉夫学研究所主任鲁多尔夫·雅格基奇在特鲁别茨柯依逝世23周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指出：“特鲁别茨柯依公爵因为革命而丢失了一切——祖国、身份和井然有序的贵族文化生活。但在他那里却从来没有听到一句抱怨的话语。……毫无疑问，特鲁别茨柯依生活在自己的科研兴趣中，但这并不能解释他本身所表现出的平静。如果与特鲁别茨柯依关系很近的人，就会知道这个学识渊博且天才的研究者其实是一个宗教人士。”(Аверинцев： 2003,137)

特鲁别茨柯依作为布拉格语言学流派创建者之一，成为了继索绪尔之后的现代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人生虽然短暂，但他孜孜不倦地探索语言学、哲学、文化史、民族学等学科，揭示了若干个新科学流派的本质，涉猎了很多富有前瞻性的语言学理论问题，将独特的欧亚文化观与语言学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现代语言观，特鲁别茨柯依在各个方面的语言学观点至今为止已经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的宝贵的一部分。特鲁别茨柯依的语言学思想在创建、丰富和深入研究语言事实和现象方面对20世纪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流派具有重要影响。

特鲁别茨柯依虽然是俄罗斯人，但由于各种客观历史原因，包括特鲁别茨柯依大部分学术著作的出版语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并没有被俄罗斯语言学界所熟知。1960年，俄文版的《音位学原理》正式出版。自此在俄罗斯学术界正式揭开了研究特鲁别茨柯依语言学思想的序幕，而特鲁别茨柯依作为一个伟大的俄罗斯语言学者、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重要人物，也因此正式进入了俄罗斯语言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引起了俄罗斯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特鲁别茨柯依书信集、语言学论文集及语言文化历史论文集在苏联和俄罗斯的相继出版，特鲁别茨柯依的多维身份再次进入了俄罗斯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大量与特鲁别茨柯依学术思想有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者们纷纷从语言学、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各个方面论述特鲁别茨柯依的学术贡献。尤其在特鲁别茨柯依诞辰一百周年时，俄罗斯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研究特鲁别茨柯依学术思想的论文，从各个角度深入探讨了特鲁别茨柯依对于人文科学领域的贡献。

特鲁别茨柯依在俄罗斯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67年出版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的主编康德拉绍夫指出：“在近200年时间里可以列举出很多发现研究新领域和独特方法的泰斗。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科学界引起了轰动，甚至改变了语言学的各个方面。这就是葆谱、洪堡特、格里姆、施莱赫尔、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福尔图纳朵夫、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而特鲁别茨柯依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创建者之一完全有权利位列其中。”（Кондрашов： 1967，98）而另一位研究特鲁别茨柯依学术思想的俄罗斯学者多波洛夫指出：“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是伟大的学者，深刻而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Топоров： 2004,22）而特鲁别茨柯依研究者雅兰采夫则是从特鲁别茨柯依学术成果对于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意义角度指出了特鲁别茨柯依对于语言学的伟大贡献。他认为并不是所有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能经受住时代的考验，但“特鲁别茨柯依的研究成果至今为止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的宝贵部分，而且还是发展现代语言学思想和创作性地探寻解决其中问题的动力”（Яранцев： 1994,14）。“特鲁别茨柯依在创建20世纪语言学新流派和语言学理论、在丰富和加深从结构角度研究语言学事实和现象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语言学飞速发展的时期，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作为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成为了语言学史上后索绪尔时代的主要学者。如果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被很多语言学者视为是与旧传统的决裂，那么，特鲁别茨柯依、雅科布逊及其他布拉格学派成员的活动，则为语言学和语言文学带来了无可置疑的进步，但又与过去保持着联系。特鲁别茨柯依与其亲近的布拉格学派成员在寻找使用比较方法的新可能性时，推翻了必须在共时和历时方法之间建立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观点，提出了将语言学视为功能系统的观点”(Трубецкой： 1987，7）。而涅罗兹纳克指出：“在革命后，很多背井离乡的学者们为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确立了人文知识各个领域的科学思想的长期发展方向。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就是这个学者圈中光鲜的人物。”（Нерознак： 1990,148），特鲁别茨柯“聚合个性”确定了人文科学一系列概念化领域的发展。特鲁别茨柯依的精神遗产包括语言学、文化学和哲学历史的内容”（Нерознак： 1999,89）。

诸多类似的高度评价还有很多，但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已经足以证明特鲁别茨柯依在语言学史，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对于今天的俄罗斯学者而言，特鲁别茨柯依的名字既是语言史上辉煌的时代符号，更是俄罗斯学术界永远的自豪与骄傲。

特鲁别茨柯依的科学研究从乌戈尔语言开始，后来转向高加索语言，试图在活语言之间对应基础上建构历史比较语法。他次在斯拉夫语言学史上将共同斯拉夫历史分为四个分期，展示了语言的系统性体现在音位、形态和词汇层面，从共时和历时角度阐释语言的动态类型。他将地理因素和生态因素掺杂在内的语言发展观对于当时的人文科学来讲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语言类型及语言形成过程则反映了文化类型和发展方向。

特鲁别茨柯依认为民族的历史文化价值观与语言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在特鲁别茨柯依的语言学论著中通过语言揭示民族的命运成为了永恒的主题，欧亚文化观体现在一系列发表在1920—1930年间的论著中。其中《欧洲与人类》（1920）奠定了特鲁别茨柯依欧亚文化观的基础。正是在这部著作中，特鲁别茨柯依提出了“俄罗斯人在精神层面更接近于东方，而不是西方”的观点。他反对罗曼日耳曼的文化沙文主义，确定了文化平等论。

特鲁别茨柯依提出的欧亚文化理论框架发展了三个重要理论： 欧亚历史文化空间、语言同盟、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民族根源。

特鲁别茨柯依着眼于音位的结构与功能，历经12年的时间,撰写了一部对现代语言学方法论产生深远影响的《音位学原理》。这部著作的德语版本出版于1939年，1949年被翻译成法语，接着又被翻译成俄语、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俄罗斯语言学者对于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音位学原理》曾经是，而且永远是语言学家、思想家特鲁别茨柯依的有影响的一部作品。这部著作成为他的语言学遗言和音位学的坚实基础”（Толстой

и др.： 1987,492）。“《音位学原理》不仅仅是12年音位学研究的名副其实的和完整的实现，而且还是特鲁别茨柯依致力于研究各种语言规律的所有思想的总结。……这是部音位学百科全书，20世纪的经典语言学著作”（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1960,361）。“《音位学原理》是战争期间的二十年语言学的好遗产。它汲取了索绪尔的教训，继续发展，成为语言学中的后索绪尔时代的开始。音位学成为了发展全部理论语言学的巨大动力，成为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可靠基础”（Топоров： 2004,14）。“特鲁别茨柯依的这部著作终结了长期从理论角度探讨音位学的阶段。这是部全面系统性阐述新语言学科的著作，在为该学科在科学中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Трубецкой： 1960,5）。

在这部著作中，特鲁别茨柯依使用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在活语言事实的基础上确定了音位之间的各种对立关系，发现了各种语言的普遍规律。详细阐述了音位学的相关概念、语言的音位系统、对立类型、相关关系、中和、元音和辅音系统等。

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理论不仅阐明了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观点，而且还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鲁别茨柯依的整体研究成为具体使用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相关的功能结构语言学新原则的聚合典范。……所以，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特鲁别茨柯依的著作，就不可能正确评价现代语言学理论状态和以批判式的态度获取这个领域的主要成就”（Трубецкой： 1960,6）。

特鲁别茨柯依被视为当之无愧的现代音位学创始人。“没有一个理论，无论是之前的还是之后的，都不具有如此广泛的科学性。完全成为独立科学之后，音位学能够对很多知识领域——文字理论、诗学和修辞学、文学……象征逻辑学、形式系统理论、数字理论、组合几何学、控制论等很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Потапова, Потапов： 2000，3）。“音位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所起的革新式作用等同于核物理相对于所有精密科学而言所起的作用”（Веденина： 2015,90）。

特鲁别茨柯依提出的对立论成为结构语言学的起点。正如雅科布逊所说的：“他（特鲁别茨柯依）建立在非对称对立基础上的对称系统音位论及特鲁别茨柯依提出的标记及无标记对偶式概念终结了语言分析中幼稚的、肤浅的经验主义的残余，在重要的任务和数理逻辑、物理、生物和社会科学中找到了越来越明确的对应和证明。”（Нерознак： 1990,151）

《音位学原理》一书中充分展示了特鲁别茨柯依作为一个分类学家的才能。《音位学原理》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丰富多样的语言例子，而且“音位学呈现出一个详细研究和富有维度的科学系统。《音位学原理》全面覆盖了所研究的对象，遵循了严格的分类原则”（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1960,360）。回顾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见到诞生于音位学基础上的术语，比如“对立、相关、中和”等运用到语言学，乃至其他人文科学领域的事实。

《音位学原理》一书早在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引起我国语言学者的关注，各个时期的语言学者都在不同论著、不同论文中引用和阐释过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观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自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于1939年在德国出版至今已经过去70多年，这期间先后有法语、英语、俄语、日语等各种语言的版本出版，供各国语言学者研究特鲁别茨柯依，汲取其语言学思想的精华，但却一直没有一本汉译本。这样一个事实从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我国语言学界对于特鲁别茨柯依及其语言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从一个多维的视角认识特鲁别茨柯依对于现代语言学的意义。

鉴于此，我们在1960年俄罗斯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俄语版本基础上将这部著作及其术语索引翻译成中文，为中国语言学者深刻了解特鲁别茨柯依语言学思想提供一个可参考的资料来源。

由于特鲁别茨柯依语言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而且特鲁别茨柯依在书中使用了大量丰富的语言例证，译本中难免有瑕疵和错误之处，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

后，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刘娟教授同意为本书的出版提供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