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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简洁明快、观点新颖的日本儒学小史，按主题收录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面向公众的多篇普及类文章。作者从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交流史等角度，阐述了中国唐宋以来的儒学对日本中世、近世产生的深刻影响，指出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开展的历史前提，正是儒学精神所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

前 言　　1

1　支撑明治维新的思想

朱子学、阳明学在日本的接受与幕末维新：学史为鉴　　7

源自中国的志士思想　　15

江户时代对儒教的接受：以冈山为例　　23

保科正之及其同志：江户儒学的黎明　　44

2　朱子学传入日本

日本朱子学的形成：从文化交涉学的角度探讨　　55

日本对朱子学、阳明学的接受　　66

五山文化研究导论　　85

梦窗疏石私论：超越怨亲差别　　106

3　东亚之中的日本

日本古代史之省思：从东亚角度探讨　　131

日本与中国　　137

从丰臣政权出兵朝鲜考察日本外交的狭路　　141

所谓东北亚交流圈：从王权论的角度探讨　　161

中华的历史观：以春秋学为中心　　179

后　记　　202

出版后记　　204

著者简介

小岛毅，1962年生，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主攻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宋代朱子学。近年锐意于公众史学，尝试从东亚视角和中日交流角度来讲述日本的历史，相关代表作包括《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儒教的历史》等。

译者简介

陈健成，1984年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士、历史系硕士，东京大学博士课程肄业，现为该校研究员。主攻近世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外译有日英学术论文、著作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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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本来是13世纪中国南宋所设的制度。该制度将寺院分为教（教学人律（寺院的戒律）、禅三个系统，从中各选核心寺院五所来统括其他诸寺，以期在教门内确立秩序。不过，由于现存史料有限，教院和律院的情况并不清楚。关于禅院，由于日本保留了大量相关史料，其运作状况相对明晰。中国的禅院五山，在当时南宋朝廷所在的杭州选了三所，在与日本开展贸易的港口，即前文提过的宁波选了两所。日本佛教心目中的圣地天台山，则未包括在内。不过，宁波毕竟是日本僧侣登陆的地方，宁波的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在被指定为五山之前，就一直与日本僧人有些关联。它们被确立为禅院五山，成为此后不久到访当地的荣西和道元将禅带到日本一事的背景。

在将“日本史”框架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国史观中，秀吉出兵朝鲜是一次性的特殊事件，家康等五大老执政时决定即刻撤兵，则让日本得以回归正常状态。当然其结果是，（除了入侵琉球和虾夷地）到明治维新后征韩论兴起和向台湾出兵之前为止，日本再也没有出兵海外。但这不过是我们的后见之明，17世纪中叶时其实还存在别的趋向。

再者，明清鼎革不是单纯的王朝交替，而是异族入主中原。这一点深深刺激了当时的幕府领导层，御用学者林鹅峰（罗山之子）就将之称为“华夷变态”。也就是说，出现了以夷代华的局面。幕府自觉日本由于朝鲜的战争，已明确被视为蛮夷，因此更不愿将满人的清当作自己的同类，而是认为他们在文化上逊于自己。会出现这种认识，缘于郑成功以外，也有其他人在发挥作用，他们期待日本能为明的中兴大业伸出援手。

他们就是宇治万福寺的开山隐元隆琦，据传在名古屋引人点心外郎制作方法的陈元赟，还有朱舜水。

在始于光武帝的东汉，儒教的理论日趋精致，开始作为御用学说发挥作用。于是，逐字逐句、细致解读凭借孔子亲自编纂的地位而拥有权威的经书一如此一门学术逐渐发展起来了。从这时起，它被称为“经学”。

顺带一提，经书或经学都称为“经”（けい，kei），不过它们与佛教所说的“经”（きょう，kyou）实质上是相通的。现代汉语中，两者都读作“jīng”，并无区别。然而日语从某个时期开始，在佛教有关的用语中读作吴音，而儒教为与佛教相抗衡而特意读成汉音。同一个“经”字，佛教方面按吴音读作“きょう”，儒教则读作“けい”。至于道教的场合则两种读法都有，研究者们会各自按自己的考虑来读，不过名异实同。笔者是儒教的研究者，所以一般读“けい”。

荣西禅师两次入宋，正好是朱熹活跃的时期，但两人并未见面。临济宗由荣西传人日本后，在13一14世纪期间，和他同样入宋学禅再传回日本的僧人层出不穷，也有不少赴日宋僧活跃一时。朱子学就是由这两者传来日本的。

换言之，朱子学并不是由日本的儒者入宋留学、习得后带回日本的。因此，中国和韩国的朱子学，和日本所接受的朱子学存在决定性的差异。无论是在发源地的中国，还是在蒙古帝国时代因政治实力关系而不得不向北京称臣的高丽王朝，肩负起朱子学的人，都是以儒教为生活信条的士大夫。

“尊王攘夷”在《春秋》中本来是拱卫周王朝，不让汉族以外的人侵入中国的中心地（中原）的意思；在朱熹的时代，被用来维护汉族政权宋朝的正统地位，排斥异族的辽、金、蒙古（元）：而在19世纪的日本，则解作“天皇（而非将军）才是王，不可让（不懂汉字和儒学的）西洋人来到列岛”。歌颂对作为王的天皇尽忠之举的“勤王”一词，也成为流行语。因日本君主与周代不同，不是“王”而是“天皇”，所以也出现了“尊皇”“勤皇”之类的表述（本书下文仍作“王”）。

在儒教中，“革命”是王朝交替的意思。既然目的在于让天皇恢复大权，那么此语就显得不合时宜。这次体制变革起初称为“御一新”，后来渐渐出现“维新”的说法。

“维新”典出《诗经》，来自赞美周王室的诗句。“维”是发语词，并无特别意思。训读则作“これあらたなり”。因而，这二字虽非熟语，但与“革命”大异其趣，而和“（大化）改新”或“（建武）中兴”等词相近，由此得到政府采用。虽然其出处是《诗经》，但这一表述还见于《大学》)这部朱子学入门必读书籍，可能这才是它被政府选中的主要原因吧。

编辑推荐

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塑造了古代日本，也为日本开启了近代之路

从儒学角度，打开理解日本历史的新思路：

日本与儒学有怎样的因缘？

中国的儒学在日本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日本迈向近代的道路中，朱子学和阳明学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出自《春秋》的“尊王攘夷”，为何成为日本维新志士们的口号？

从历史角度，客观公正反思日本外交政策： 

千年来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日本为何前恭而后倨？

因为对中日交流的历史缺乏认知而对中国抱有优越感，岂不就是夜郎自大、仰天而唾？

前言

前 言

明治维新是什么呢？

对于生活在日本的我们，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流行的标准答案，大概是“为了挣脱古代以来的旧体制、建立西式近代国家而做出的一系列变革”。有国民作家之誉的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1968 — 1972 年连载于《产经新闻》）等作品中，也表述过如此看法。当时正值“明治百年”，自民党政府（佐藤荣作内阁）还组织过一系列歌颂明治维新的盛大活动。

但真是这样一回事吗？

近年，学界内出现了如下的种种见解，并逐渐形成共识：“学校制度能在明治时代顺利普及，得益自江户时代所奠定的基础”（辻本雅史）、“江户时代研究学问的环境和方法，成为维新志士政治评论的土壤”（前田勉）、“明治时代以来儒教渗透至全社会”（渡边浩）、“明治维新是一系列机缘巧合下成功的革命”（三谷博）、“江户幕府中已有具备西式外交手腕的优秀人才”（真壁仁）、“就长崎的兰学而言， 当时对西洋近代科学的吸收已达高水平”（广濑隆）等。至于“江户时代已现近代思想之萌芽”，早自丸山真男已有所主张，近期则有苅部直为之揄扬。此外，一些非难萨长藩阀政府的自以为是、解构“明治维新”这尊人为制造的偶像的一般书籍，也在陆续出版。

本书在赞同这些观点的同时，将以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考察明治维新：时期上并不限于江户时代，而是往更古老的年代追溯，以梳理儒教在日本历史上的角色。诞生在这座列岛的政治组织（从前的教科书称作“大和朝廷”，现在的教科书则称作“ヤマト政权”a），在以“日本”为号、缔造一个独当一面的国家时，所参照的是作为世界中心的邻国唐朝。通过效法唐的政治秩序、社会组织，日本在8 世纪初大体完成了所谓“律令国家”的建设。而教科书中未曾明言的是，让中国设计出律令制度的理念，正是儒教思想。日本人与儒教的因缘，首先始于对国家体制的接受。

此后，中国的儒教随着宋学（朱子学正是其中一派）的登场而发生了变化。儒教在继续作为政治、社会之根本的同时，变得日益重视个人的人格修养。13 世纪由宋传入日本的禅宗，引入朱子学的知识，将其当作僧侣教养的一部分。17 世纪的江户时代，朱子学从禅宗寺院独立出来，紧接着在儒教之中也出现了批判朱子学的思潮。到19 世纪，由于教育设施（藩学等）的设立，儒教教义的内容在武士之间广泛渗透，使他们孕育出改革国政的大志。此为明治维新的思想资源。

笔者所使用的思想资源，其语义是“在酝酿某种思想时所使用到的材料”。就此而言， 它与“起源” 和“影响” 等词意趣迥异。毕竟从语感上讲，前者是以上游向下游的运动来比喻时间上由前到后的必然发展；后者则是指在既有事物上附上外来之物。至于“思想资源”则并非如此，是指该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不可欠缺的质料。

职是之故， 笔者无意主张“明治维新是基于儒教教义的政变”。明治维新从名义上讲是根据日本自古以来的神道而施行的王政复古，而就其实质而言，则是效法西方列强而推行的国家建设。可是在纵观自遣唐使以来中国文化输入日本的历史后，笔者不免感到，明治维新“做的是同样的事”。乃至当下的社会，也是受“世界标准”（global standard）这个奇怪词语的左右而在发生转变的，这不禁令人想起我们昔日走过的老路。

总之，通读本书之后，读者诸君对儒教的认识和对明治维新的看法倘能略有改变，笔者将不胜荣幸。

支撑明治维新的思想

 朱子学、阳明学在日本的接受与幕末维新：学史为鉴

朱子学和阳明学，都是在中国诞生的儒教流派。

以活跃于公元前6—前5 世纪的孔子为始祖的儒家思想，经过和墨家、道家、法家诸学派的对立、论争，在公元前1 世纪到1 世纪期间，逐渐巩固了其作为汉帝国御用学问的地位。基于被称为“经书”的神圣典籍，以及被称为“纬书”的新出文本群，一门具备思想体系的学问——儒教成立了。接下来，在经历儒教内部的对立（主要是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围绕经书文本产生的对立）后，到7 世纪的唐初，朝廷颁布了《五经正义》这部标准注释集，试图实现教义的一统。

重视“仁义”的朱子学的诞生

虽说如此， 随着唐帝国实力的衰退（或者说与其实力成反比的是）， 思想界再次活跃起来， 在儒教教义方面也出现新的见解， 领导者之一是著名文人韩愈。韩愈推崇孟子，认为他是孔子的正统继承人。韩愈还认为到当时为止的儒教偏向于外在的礼， 为此强调要重视内在的部分， 要重新评价孟子所提倡的仁义。

到韩愈身后三百年的11 世纪后期，这一趋势日益显著。此时已是赵宋的天下，著名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作为多才多艺的文化人而闻名于世的苏轼，都曾引领一时潮流，不过终则是程颢、程颐兄弟一派的学说成为主流，这一脉下嗣后还有朱熹出现。他与孔子、孟子等人并肩，得到“朱子”这一敬称，朱子学即成于其手。

“理”与“气”相结合的世界观

朱子学认为，构成世界成立之原理是“理”（日语中“原理”一词也受其影响）。理本身没有形态。而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本于理、将理内在化后才得以成立的。构成这些存在物的是阴阳五行的各种组合，而其核心则是“气”。气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概念，但朱子学的意义在于，将气与理结合起来组织论述，描绘出精致的世界图景。

朱子学还认为，人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气的汇集，而理为其内在。至于理的具体内容，则包含对双亲的孝、对君主的忠这些伦理上的道德准则。它们的存在与自然法则一样，并非出于个人意志的规定。根据朱子学的解释，某人会不孝、不忠，是因为他在邪气（欲望等）的妨碍下，看不清从而偏离了内在于自身的本来之理。

因此，就思想史而言，朱子学的特点在于比汉代儒教更加重视个人内在的修养。虽然汉代儒教绝非轻视这一方面， 但朱子学者正是如此看待前者的， 特别批评前者对纬书的利用，认为这是脱离孔孟本意的邪道。在经典解释方面， 朱子学者极力清除纬书来源的解释， 同时鲜明地倾向于诉诸读者本身的主体性。程氏兄弟盟友张载所主张的“为万世开太平” 的气概， 以及据说是张氏之师、堪称王安石前辈的改革者范仲淹的“先忧后乐” 精神，共同构成了这些学者思想的核心。他们就是出身

于士大夫阶层， 以科举（选拔高级官僚的考试） 为目标，充满经世之志的一群人。

书籍介绍

★汗青堂111★

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塑造了古代日本，也为日本开启了近代之路。

★编辑推荐★

◎ 从儒学角度，打开理解日本历史的新思路：

日本与儒学有怎样的因缘？

中国的儒学在日本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日本迈向近代的道路中，朱子学和阳明学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出自《春秋》的“尊王攘夷”，为何成为日本维新志士们的口号？

◎ 从历史角度，客观公正反思日本外交政策：

千年来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日本为何前恭而后倨？

因为对中日交流的历史缺乏认知而对中国抱有优越感，岂不就是夜郎自大、仰天而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简洁明快、观点新颖的日本儒学小史，按主题收录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面向公众的多篇普及类文章。作者从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交流史等角度，阐述了中国唐宋以来的儒学对日本中世、近世产生的深刻影响，指出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开展的历史前提，正是儒学精神所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