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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除了文献引述、版面鉴定、科学检测以外，还应加上通过语言学进行的词义考辨。这样，由多种方法得到的多重证据，可以架起实证之桥，引导我们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

《中国印刷史新论》综合运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国印刷史上在学界进行过激烈讨论或已形成“定论”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如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属活字的制版工艺、特殊材质印版的鉴定与辨讹、中西印刷技术的竞争与交替等，得出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新论。

前言 用实证研究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

印刷源流篇

法藏的譬喻：因袭故典还是自出机杼？ 

唐宋的“印纸”与印信 

谈铜版 

再谈“铜版”一词义同“监本” 

古钞三题 

从影印本看元朱墨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的印刷方式 

铅字在1873 

清末雕版翻刻石印本和铅印本现象 

一张“檄文”背后的技术竞争 

中国早期油印与《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图画科范本》 

从技术角度研究解析印刷史

活字印刷篇

从排印工艺特征谈活字本鉴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运用雕痕特征鉴定金属活字本 

《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印刷研究 

清康熙内府铜活字铸造初探 

《题奏事件》不是蜡版印刷品——兼谈“清代使用蜡版印刷”说法依据不足

为李瑶“泥活字印书”算几笔账 

锡活字印本《陈同甫集》与历史上的锡版印刷

从文献角度看罗振玉旧藏铜活字 

木活字印刷在清末的一次全国性应用——兼谈活字印刷在传统印刷体系内的地位与作用 

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以出版者取舍理由为观察点 

版印文化篇

徐志定与吕抚的时空交集

 —附论中国印刷史上的泰山磁版

七宝转轮藏主人李瑶杂考 

油印与“众筹”——《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出版中的两个创举 

严复的版权保卫战

李光明庄公案真相 

叶德辉致孙毓修的一封信

“连四纸”笺释 

“锥书”杂谈

过朱与钉朱 

十三行外销画中的印刷景物

附录：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本草纲目》金陵版考察纪要

图片目录

主题索引 

后记

艾俊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金融时报》编辑、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印刷史、货币金融史、文献学和近世人物掌故，著有《文中象外》（2012）、《且居且读》（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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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以出版者取舍理由为观察点从发明于北宋，到淘汰于民国，中国传统活字印刷使用了正好十个世纪。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具有多方面的明显优势，是一种先进技术，却一直未能取代雕版成为主流印刷方式，缘由何在？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认为与雕版相比，活字版功能不完善，主要是不能保存版片以备随时印刷。黄永年先生曾指出，这是封建社会活字本不能取代刻本的“唯一原因”。二是认为活字印书至少需要几万个字范，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成本过高，对于印刷量不大的书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三是认为汉字的字数太多，置备一套活字，需要雕刻或铸造几万枚字，费功夫，效率低。四是认为活字印刷的排版工人必须识字，而古代识字人少，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人，影响了活字的使用。五是认为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如活字版错讹难以校改，影响阅读；板式不如雕版美观，字体没有雕版灵活等。还有其他说法，但大致都可归入上述各说。这些理由，都是人们从今天的观察角度推论出来的，有的言之成理，有的则未必符合事实。实际上，在古代出版印刷活动中，有很多出版者和印刷者亲自说明了采用或弃用活字印刷的理由，他们的看法显然更值得重视，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活字印刷技术的短长，以及它未能取代雕版的原因何在。

编辑推荐

★内容全面。本书以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为主线，肌理分明地勾勒出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及铅印、石印、油印等的应用及其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又尤其详于活字印刷。从印刷术起源到近现代印刷和出版文化，贯通了整个中国印刷史。

★方法创新。本书开中国印刷史研究新风，既关注书籍实物，注重对印刷过程中物质载体的研究；又强调通过语言学进行的词义考辨，对于与实物技术特征不符或没有实物可以对照的文献记载，确定词语的真实含义。

★新见迭出。我国雕版印刷早起源于初唐吗？为什么说“铜版”一词义同“监本”？如何鉴定木质、泥质和金属材质的活字印本并分析判断其制字排版过程？清末为何涌现出雕版翻刻石印本和铅印本的反常现象？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对于中国印刷史上的诸多疑难问题，本书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得出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新论。

★图文并茂。本书配有一百三十余幅图片，其中不乏作者私藏的珍贵古籍书影，帮助大家理解印刷过程中的细微现象，图文互证，古色古香。 

书摘插图

从技术角度研究解析印刷史

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的是古代印刷技术的兴废变革，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按重要性排列，首先应是印刷工具，其次是技术说明，再次是印成品实物，后是未涉及工艺的文献记载。

先举一个例子。清乾隆时武英殿聚珍版印刷，先用木活字排印文字，然后用木雕版套印行格，独具特色。我们在研究这种技术时，如果有木活字和行格雕版等印刷工具，只要操作一下这些工具，就能比较准确地知道它的技术特点和工艺流程。武英殿聚珍版的印刷工具未能保留到今天，好在当时负责此事的金简写了一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详细记载了聚珍版从制版到刷印的全过程。看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了解基本技术情况。

假设《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也失传了，但聚珍版书传本不少，我们通过分析书的版面特征，也可反推其印刷技术，如看到文字排列不齐、墨色浓淡不一，会想到这是活字印本；看到行格与文字叠压，会想到这是套印本等等，虽然不足以了解全部技术，但也能得其大概。

这些书的目录卷端都印着“武英殿聚珍版”字样，构成文献记载。不过单凭这几个字去研究武英殿的技术，恐怕就难以深入了。因为“聚珍版”这个比喻性的名词，并不能提供多少技术信息，而且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有多个翻刻本，卷端也照样刻着这几个字。假如有人仅凭书中的“武英殿聚珍版”记载去研究，拿到的恰好又是翻刻本，他说不定会得出“聚珍版”就是“木雕版”的结论，那真叫南辕北辙了。

除去翻刻造成的内容失真，古汉语喜欢用美称、成语来指代事物，也会导致内容失真。再举两个例子。

一是北宋初年，朝廷组织校勘儒家经典，并由国子监刊刻，颁行天下，这就是北宋监本。担任屯田员外郎、直集贤院的李直参加了这项工作，时人杨亿在写给他的信中赞扬此事说：“正石经之讹舛，镂金版以流传。”如果仅从“镂金版”字面看，我国在宋初的咸平、景德间（998—1007）就有了印刷大套书的金属雕版，但实际上北宋监本用木版印刷，这是非常明确的。杨亿所说的“镂金版”云云，只是对雕版的美言，颂扬朝廷刻书的高贵和完美。

二是清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祺铸造四十万枚铜活字，印刷了顾炎武《音学五书》等几部书。林春祺为此作《铜版叙》，内称“岁乙酉捐资兴工镌刊”，《诗本音》卷末又印有“古闽三山林春祺怡斋捐镌”字样。从字面看，这四十万枚铜活字都是镌刻的，但这不符合铜难以雕刻而易于铸造的特性，潘吉星先生已指出这一点，认为必是铸造而非镌刻。通过对这批铜活字印书的观察，可以确定同一个字均出自同一个模子，确实是铸造的字。林春祺所谓“镌刊”，只是借用了雕版时代的一个常用名词，而非对他的铜活字制作技术的真实记录。

举出上面的例子是想说明，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产生过多种印刷技术，但印刷工具、技术说明保留下来的不多，甚至很多技术连印成品都未流传下来。印刷史研究更多地依赖文献记载，而文献记载往往又很疏略，甚至有歧义，会对研究产生误导，在使用的时候务必要加一分小心。研究印刷史，在引用文献时，应尽可能结合实物和其他资料，辨析词义后再加使用，即使这些文献材料来自实物本身。

中国印刷史中有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往往是因为对语焉不详的史料解读不同造成的，如五代“铜版《九经》”、明代“活字铜版”等。而在更大范围内的印刷史研究中，也有偏重文字资料、忽视实物资料的倾向，如在“中韩印刷术起源之争”中常被提起的两部书，就存在过于看重书证、对实物研究不足的问题，这些不足也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可尽信。

标榜“铜版”的书与“铜雕版”

在存世古书中，有一些喜欢在封面等位置标明“铜版”字样。略举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数种为例：

《五经揭要》，封面题“铜板五经揭要”，馆藏目录著录为“清光绪二年宝善堂刻本”。

《书经》，封面题“铜板书经”，目录著录为“清光绪七年刻本”。

《四书述要》，封面题“聚秀堂铜板四书述要”，目录著录为“清乾隆间刻本”。

《新订四书补注备旨》，封面题“铜板四书补注附考备旨”，目录著录为“清刻本”。

《中庸》，书签题“铜版中庸集注”，目录著录为“民国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

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这些书多是科举考试用书，尽管封面、书签等处标明“铜版”，但编目人员仍将其版本定为刻本或石印本，而非铜版印本。这说明在专业人士眼中，所谓“铜版”只是一种修辞，并非表示书籍的实际印刷方式。

在民间，如各古旧书买卖场合，这类标榜“铜版”的书也很常见，内容也多为科举用书。同样，具有一定版本鉴定能力的人，也不会认为这些书是用铜版印刷的，因为它们的版面特征与刻本或石印本并无二致。

清代有使用西方技术制作的腐蚀铜版，用来印制画册等，但与中国传统出版印刷业所说的铜版没有关系，故下文的讨论不包括这类铜版。

对木雕版来说，与“可能的铜雕版”相互区分的特征，除了印本的墨色和木纹、刀痕印迹，有说服力的应是断版印迹。木版版面会顺着木纹或木料接缝断裂，而且往往从横列的文字中穿过。由于木版双面雕刻，这种断版会影响相邻两叶。铜雕版不易断裂，即使断裂，其断处应在被削弱的无字处，而不是加厚的文字处。石印是近代西方平版印刷技术，与属于凸版印刷的“铜版”有本质区别，其印本更容易区别，在此不赘。

这类书被证实不是铜雕版或铸版所印，实际上说明一个道理：至少在清代，在科举用书市场，铜版印本并不存在。

制作铜印版的方法，无非铸造和刻制。上述“铜版《五经》”“铜版《四书》”，均为高头讲章，字小行密。如“聚秀堂铜板四书述要”，小字23行52字，全叶刻满近二千四百字。以当时的铜加工技术、出版业投入产出情况及社会环境，不可能造出铜版来印这类书。

从铸造角度说，书版文字既多又小，将纵横交错的笔划看作图案，其复杂程度超出古今所有铜器。以清代民间铸铜技术而言，人们无法保证铜液流入书版范型的所有角落、填满每一道笔划而又不产生流铜、气孔，得到所有文字均完整清晰足堪印刷的大套书版。其实官方技术也做不到。参观故宫、颐和园时，细心的人会发现，宫殿前摆设的铜兽身上斑斑点点，尽是修补痕迹，反映出当时铸铜技术的局限。这还是素面而非文字。铸钱业掌握着历代铸铜技术，钱文仅四个大字，铸造时也会出现大量残次品。

宋代以来铸造铜版印刷纸钞，是否能说明可铸造铜版来印书呢？理论上没问题，实际中做不到。钞版字大、图案简单，只有一块版，而且国家行为不计工本，可以大量复制，从众多铸件中选出合格的印版。印书相反，需要铸造内容不同的多块印版组成一套书版，且文多字密。每块书版的铸造瑕疵不必多，两千字中只要有1%的文字残缺，铸成的版就全然成为废铜。失蜡法铸造遇到这种情况，需要重新制模，当然毫无可能；翻砂法铸造，倒是可以利用木模重铸，但模子刻完，已是能够直接印刷的雕版，还有什么必要去翻铸很难成功的铜版呢？而且翻砂铸造精度低，更难铸出合格的铜书版。

再看刻制。与篆刻家刻印可以精雕细凿不同，刻书版属于手工业生产，要求高效率低成本；铜版难以修改，又要求高质量少差错。不能想象以当时的工具条件，能短时间在一块铜版上刻出两千多个笔划细小繁复的阳文铜字。难的工作，应是在既不损坏笔划、又保持版面平整的情况下，剔掉笔划围合区的余铜。保留的是“线”，剔除的是“面”，要去掉这些坚硬而根深蒂固的“多余物”，如果使用刀凿，需要手和眼在极小空间内精细配合，稍有差池，就会伤及文字，前功尽弃。而且当时供大规模生产所用的铜料是黄铜和青铜，其硬度是难以用刀雕刻的。因此用雕刻方法也难制作铜版。

清代档案曾记载武英殿刻铜字人的工价为每字白银二分五厘。不知这些人所刻为何物。假设他们能刻细小的阳文，按此工价，聚秀堂刻一叶铜版，仅工钱就需要六十两，刻完全书，堪称天价，这还没算上昂贵的铜价。标榜“铜版”的科举用书都是市场上的低端出版物，讲究薄利多销，从商业角度看，用如此成本刻版印书，断无可能。更何况清代还是屡申铜禁的朝代，民间大量用铜属于违禁行为。

既然从版面特征、从物理人情的各个角度看，清代以来标明“铜版”的书都不是也不会是真正的铜版印本，那么这类“铜版”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语言问题。如何理解？下文再说。

前言

用实证研究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也是印刷史的故乡。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情况，起首即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二十多个字的论述虽然简短，却包含了沈括对雕版印刷起源、应用和流行历史的观察与判断。加上对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版的详细说明，《梦溪笔谈》里的这段记载，可谓是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滥觞。

像沈括这样对印刷史抱有兴趣的著作者，后世代有其人，他们会随笔记录与印刷相关的所见所闻，但古代中国一直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印刷史的论著。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撰成《书林清话》，孙毓修撰成《中国雕版源流考》，始大量辑录历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论断，为后来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时中国传统印刷术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印刷史研究不断深入，成果蔚为大观，出现了一批代表性著作。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雕版印刷发明之后、西方技术传入之前，包括印刷技术、印刷行为和印刷文化在内的中国印刷出版历程被充分揭示，中国首先发明印刷术的事实也广为人知。印刷史已成为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当前中国印刷史在学科建设、史料发掘、方法运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树，但毋庸讳言，与任何学科一样，印刷史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比较显豁的是，一些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某些活字版的材质和制作方法等，都存在争议，尚无定论。相对隐晦的是，若干已有的“定论”存在疑点，令人难以遽信。如一些重要概念未得到科学界定，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印刷品未经严谨鉴定，此前结论难避望文生义之嫌，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印刷史的准确认知。

这些问题，客观上是研究材料不足造成的，但在对待已有材料时，未能坚持以实物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过于依赖文字材料；在利用文字材料时，又未能对古人所言所记的真实性和真正含义进行考实，以至于落入语言陷阱，误导了研究结果，也是重要原因。

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技术和工艺的兴废变革，与单纯的文史研究比起来，其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更加丰富，既有实物，又有文献。实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献则包括对技术、工艺的说明和一般记载。但印刷术又是在生活中产生、使用的技术，人们对身边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对相关史料无心留存。从技术资料看，除了晚近的雕版和木活字，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传，技术、工艺说明存世无多；从文献资料看，多数时候未留下详细、可靠的记载，今天的研究只能根据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推断。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古今语言虽有延续，语义却在不断变化，再加上文言浮夸不实、含义模糊，令人不能准确理解，容易形成误读和误解。这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某些词语的含义古今不同，今人失察导致误读；二是古人作文喜用典故，或使用习惯语言来形容新生事物，用词不准确导致误解；三是语出多歧，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记载，令人难以抉择。

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重要而纷纭的争议集中在两个领域，即雕版印刷的起源和活字印刷的工艺，而在这两个领域，都存在因对古汉语理解不同而导致的观点分歧，存在很多误读和误解。

误读非仅发生在当代。关于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在古代即有多种说法，其根据都是古书中某个看似描述“印刷”的词语。如清人郑机以《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刊章捕俭”一语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东汉；明人陆深、胡应麟等以隋大业十三年（617）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隋代。这些立论根据，经过学界反复辨析，均确定为误读。

误解也不局限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根据唐初僧人法藏《华严五教章》里的“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以及《华严探玄记》里的“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的说法，认为像这样带有“印法”“印文”和“印纸”等词语的譬喻都是在指雕版印刷，于是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初唐。他的观点受到东西方很多学者赞同，几乎成为定论。而实际上，这更可能是法藏作为华严宗三祖，在解经时袭用了《华严经》中的印章典故。

与活字印刷特别是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有关的研究领域，同样充斥着由古人含混记载带来的事实不清和观点冲突。如明代弘治、正德间，我国已使用金属活字排印书籍，但活字的材质在当时就有“铜”“锡”以及“铜铅”等数种记载；清内府使用铜活字版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对活字的制作方法，清人也有雕刻和铸造两种说法。语出多歧造成认知真相的困难。

也有文献记载看似“明确”，而与实际情况相悖。如清人林春祺制作铜活字印书，自己屡称“镌刊”“刻有楷书铜字”等，从文字上看，其铜字系雕刻而成拥有“铁证”，实际上他的活字每个字的字形高度一致，是用模具翻铸的。“镌”“刻”云云，只是林春祺沿用的当时出版印刷业的习语，并非对技术的实际说明。

再如中国印刷史上有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概念“铜版”，分析起来至少有五重含义：一是整体铸造的铜质印版，如钞版；二是出版业的一个广告词，表示其出版的书是没有错误的“定本”，义同“监本”；三是铜活字版；四是其他金属活字版；五是包括木活字版在内的活字版泛称。此外，在明清大众语言中，“铜版”还表示“确定”“不可更改”之义。过去的研究未对“铜版”词义进行仔细分析，只是笼统地认为它们是用铜材制成的印版，并将“铜版”记载作为鉴定铜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造成很多错误。

上列都是有“白纸黑字”的记载却难以作为凭据的事例。可以说，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重要争论，很多是由语言问题引发的，足见语言陷阱真实存在，而要跨越这个陷阱，必须以实证为桥梁。

印刷术是一种实用技术，研究历史上的印刷问题，好的实证资料是各种实物，如印刷工具、印成品，其次是技术文献。前面说过，中国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缺失、文献记载不足的困难，但也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拥有巨量书籍等印刷品。它们是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其墨痕印迹保存了工具、工艺的各种细节，足以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籍版本鉴定传统中，较早已出现了通过观察版面文字图像来判断版本类型、版本年代的方法，俗称“观风望气”之法。前贤们观望的“风气”，主要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印刷技术映印在纸上的工艺特征。据此可以做到如下区分：

区分技术。雕版和活字版、套印版各自拥有自己的制版刷印工艺和技术特征，这些特征通过墨痕印在纸上。人们分析痕迹，可以知道印刷时使用了何种技术。

区分年代。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书法字体、版面设计，具有不同的特征，人们可以根据古书字体和版式，来判断其书版制作于何时、何地。

区分版次。由于手写的版样和印成文字的版样，在雕刻后文字形态会有细微差别，人们可以据此判断其版为原刻还是翻刻。

传统版本学对版面特征的观察、分析、判断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由于中国的印版大多数为木质雕版，现存古籍大部分为刻本，这种“观风望气”的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雕版印本，对技术更为复杂多样的活字版印本则应用不足，将活字版印本的版面墨痕与制版工艺相互对应的工作未能全面展开，影响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

如金属活字和泥质活字是活字印刷的两个重要分支，但在印刷史研究中，它们一直是聚讼纷纭的所在。在金属活字印刷方面，从金属活字本的认定，到活字的材质、制作方法、排印工艺等，都存在很多争议和问题。在泥质活字印刷方面也是这样。具体来说，如明代是否存在铜活字印刷，明代早期金属活字材质是铜还是锡，明清金属活字制作是刻还是铸，清代“吹藜阁同版”和“仿宋胶泥版印法”二语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泰山磁版是怎样制成的等问题，都是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问题，此前的研究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究其原因，就是研究的对象未放在书籍实物上，或者对实物的印刷工艺特征把握得不够准确，以至于不能将印刷品这一大类实物证据运用到研究中去。这或可称为研究视野的盲区，它的存在，导致老问题未能解决而新问题又不时出现，也是印刷史研究方法需要完善的突出表现。

实际上，由于活字版技术复杂，其版面显示出比雕版更丰富的工艺特征，准确观察、分析版面印痕，可以为解决印刷史研究中的各种疑难问题提供符合技术逻辑而能够复验的客观证据。

在材质方面，由于金属和泥土都是可塑材料，并且难以高质量雕刻，因此古人多使用模具来铸造金属活字、塑制泥质活字，基本方法是用一个模子翻铸、翻塑出大量活字，同一版中同一个字的字形高度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书中文字字形一致的特征，来区分出这些同模制造的金属活字和泥质活字。

也有的金属活字，是以整套木活字为模具整体翻砂铸造的，即便同一个文字，也是使用多个模子铸字，因此在字形上并不一致，这与逐字雕刻的木活字特征相似。但金属活字在铸造时，会产生气孔、流铜等瑕疵，刷印时会在纸上留下相应墨痕，而木活字印本没有这种痕迹，这就可以区分木活字和整体翻铸的金属活字。

还有的金属活字，使用的是易于雕刻的铅、锡等软质金属材料，因此也可使用刀凿雕刻。因为金属与木头物性不同，在刻字时的雕刻方法不同，后刻成活字的笔画形态也不同，根据各自的墨痕印迹，可以区别雕刻的金属活字和木活字。

印版是通过制版工艺渐次形成的，是立体的、分层次的，而印刷品是平面的，纸上印迹一次形成。但这个简单的平面图形也可以反映出印版复杂的形态和层次。

雕版可以长久保存，不断修补，具有时间层次。雕版的每次挖改、修补，都会留下不同于原版的痕迹。根据纸上的相应印痕，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印次，研究雕版的改动、流传、使用等情况。

活字版印后即拆版，在时间上难分前后，但它是由多种高低不等的零部件拼合而成的，拥有空间层面。观察、分析活字版印本墨痕，至少可以得到版的三个层面的信息：一是版面，即版的外层平面，也是印刷所用的面，可供研究字体、版式、材质、制字方法等活字版的主要问题；二是字底，即活字剔除笔画外余料后形成的底面，其印痕可供研究活字的截面形状和规格；三是版底，即活字组成版后，没有字的空白处显露出的版内部处的面，通过其印痕，可以研究是否使用了字丁、顶木等部件，还原排版、固版工艺。后两个层面，并不必然被观察到，只有在刷印出现瑕疵、纸张不慎沾染到版面以下的墨汁时才会出现。

总之，研究中国印刷史，在古代印刷工具缺失的情况下，要从印刷品实物和文献记载两方面入手。一是应认真观察印刷品版面，记录各种墨痕印迹，分析形成这些痕迹的技术原因，确定不同印刷技术的版面特征，反推印刷工具和工艺。二是要用版面特征与文献记载对照，检验记载的准确性，若二者不能契合，应首先采用版面证据说明问题。三是对与实物技术特征不符或没有实物可以对照的文献记载，要进行语言考辨，确定词语的真实含义。

王国维倡导的历史研究“二重证据法”，早已深入人心。在古器物研究中，有学者提倡“三重证据法”，即从文献记载、目力观察和科学检测三方面入手寻找证据。印刷史研究的实物对象，本质上也是古器物，自应采用上述“三重证据法”。印刷又是与社会、文化和商业结合得十分紧密的技术，古人记录印刷事物更偏重于使用日常词语而非专业术语，因而必须辨明考实其准确含义。如此看来，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除了文献引述、版面鉴定、科学检测以外，还应加上通过语言学进行的词义考辨。这样，由多种方法得到的多重证据，可以架起实证之桥，引导我们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

本书汇集的三十余篇文章，就是笔者尝试运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国印刷史、追寻真相的结果，内容涵盖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印刷和出版文化等多个方面，涉及印刷史上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如“印纸”与印刷的关系及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属活字的材质与制作、排版工艺，一些特殊材质印版如“磁版”“泥活字版”“蜡版”“锡版”的鉴定与辨讹，中西印刷技术的竞争与交替，近代出版制度的探索与建立，等等。这些问题，有的以往在学界进行过激烈讨论，有的已形成“定论”，还有的一直未被发现或关注，本书对它们都作了基于实证的新研究，得出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新结论，这也是本书取名为《中国印刷史新论》的原因。当然，书中对各项问题的探讨和结论能否成立，“新论”是否名副其实，尚须读者诸君批评与检验。

书籍介绍

研究印刷史，以前基本是史料学范畴，注重文献记载研究，对涉及诸多概念，多不深究语义，也少辨析清理。艾俊川开出版史研究新风，关注书籍实物，从技术角度切入，注重对印刷过程中物质载体的研究。本稿汇集了作者关于出版印刷研究的30篇论文。本稿虽是论文集，但以活字和印刷为主线，肌理分明地勾勒出了泥活字、铜活字、锡活字及铅印、石印等的应用及其对文化发展的推动，从印刷术起源研究到近现代，基本贯通了中国印刷史。

本稿对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贡献有二：一是清理了概念，对一些重要问题和印刷品重新认识；二是创新了方法，找到通过书本实物还原印刷技术的各种标志性特征。